湖南大学刘健钧:借鉴合肥模式须审慎,基金生态招商才是正道

投中网   |   鲁智高
2026-11-20 14:34:27  分钟 15    阅读需  4402 字数 

衡量投资有效性的核心标准,在于投资产出的产品是否为有效供给。

当前,国内创投行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节点。一方面,募资难、退出渠道收窄等行业共性问题持续凸显,行业整体进入存量优化阶段;另一方面,地方传统招商模式面临政策约束与效能瓶颈,低水平重复建设带来的无效投资问题亟待破解。

如何激活有效投资、构建可持续的创投生态,成为推动产投深度融合、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命题。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下,地方创投发展亟待从“粗放式直接投资招商”转向“体系化基金生态建设”,以长期耐心资本,助力创业创新与产业升级。

11月18日,“2026金山湖创投大会”在镇江举行。活动现场,湖南大学股权与创业投资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全球私募股权研究院首席专家刘健钧发表题为《构建基金生态,促进有效投资》的主题演讲。其结合数十年政策研究与行业实践经验,为地方创投生态建设与产业发展提供了系统性的思路指引。

刘健钧在演讲中明确提出,创业投资是新时期促进有效投资的强大杠杆,地方产业发展思路需从“直接投资招商”向“基金生态招商”转变。 

在他看来,衡量投资有效性的核心标准,在于投资产出的产品是否为有效供给。低水平重复建设只会形成过剩产能,属于典型的无效投资;有效供给唯有通过技术创新、模式创新等各类创新活动,方可实现。 

刘健钧的判断是,在创业型经济时代,“创建新型企业组织”这种创业管理学意义上的创业活动为各类前瞻性创新活动提供组织保障,创业企业已成为创业型经济的最重要主体,创业投资则是创业活动所不可或缺的关键性资本力量,是促进有效投资最重要抓手。 

以下为刘健钧现场演讲实录,由投中网整理: 

尊敬的吴庆文书记、张克市长,各位领导,各位投资家,上午好!非常高兴参加金山湖创投大会。 

按照主办方最初的要求,是希望我讲讲创投基金发展策略。昨天晚上和张市长交流时,他说现在的关键是如何激活有效投资。所以,我临时改了题目,列了提纲,今天分享的主题便是《构建基金生态,促进有效投资》。 

创业投资是新时期促进有效投资的强大杠杆 

我认为,新时期要真正促进有效投资,必须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对地方而言,发展思路也要转变:从“直接投资招商”向“基金生态招商”转变。

首先,如何理解创业投资促进有效投资的作用?

我以为需要从四个层面展开:

第一,衡量投资是否有效,关键看投资产出的产品是否为有效供给。如果搞低水平重复建设,在红海中与他人竞争,产出的产品缺乏竞争力,就只能是形成大量过剩产能,那这类投资注定是无效投资,只会造成宝贵资本资源的浪费。

第二,要形成有效供给,就必须依靠技术创新、工艺创新、模式创新等各类创新来实现。因为,创新的产品才有更广阔的市场,才能创造更多消费群体、造福社会,同时也能给投资人带来丰厚回报。

第三,在创业型经济时代,创新主要靠“创建新型企业组织”即创业活动提供组织保障。“创业型经济”概念是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1985年提出的。他认为,从经济主体的组织形态看,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经济是大型公司制企业主导的经济,经济贡献主要靠全球五百强企业。但80年代以后,广大创业型企业因为能对市场信息做出敏锐反应,故发展成为更具活力的创新主体。从GDP创造、就业吸纳、研发成果转化等各个维度看,单个中小企业的贡献未必突出,但作为一个群体,总贡献率已经远远超过全球五百强。

第四,大力发展创业型经济,必须依赖创业投资提供强有力的资本支持。这也是为什么我从1996年开始,在国家发改委、证监会工作时,就一直强调“创业投资”概念。从底层逻辑看,创业投资是通过支持“创建新型企业组织”即通过支持创业活动,而成为支持创新的资本力量。

地方招商模式必须转向基金生态招商

发展创业投资,已日益成为地方招商的重要内容。过去,我们经历了土地招商,后来转型到补贴招商、税优招商、投资招商。但2024年6月国务院发布《公平竞争审查条例》之后,目前唯一合法的招商途径就是投资招商。条例明确规定:有关政策措施不得含有“给予特定经营者税收优惠”“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财政奖励或者补贴”等内容,传统招商方式已经存在明显的法律障碍。

前些年,各地都在大力推行“直接投资招商”,其中“合肥模式”在全国引起了轰动,成为全国追捧和学习的典范。但多数地方政府将“合肥模式”归结为“招大商”思路,就过于简单化了。其实,“合肥模式”应该分为“前合肥模式”和“后合肥模式”。“前合肥模式”确实是人们传颂的“招大商”,“后合肥模式”则是主要“基金生态招商”。

“前合肥模式”的投资招商做法,后来曾遇到一系列问题,所以具有反思精神和虚心学习精神的安徽省和合肥市有关领导,曾经多次邀请我前往交流。有一次,安徽省财政厅领导携资本处全体同志和我做了长达三个小时的闭门交流。我当时就指出了“前合肥模式”的三大局限性,并提出了改进建议。

“前合肥模式”的“招大商”之所以在合肥取得成功,主要归功于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合肥市乃至安徽省的干部敢于担当、善于学习,专业水平堪称全国一流;另一方面,也是赶上了很好的机遇,当时整个安徽的产业发展水平刚好和全国平均水平匹配,按照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规划的方向,再结合安徽实际进行布局,成功概率就相对较大。

但是,“招大商”做法容易加剧内卷,不合适推广,也学不来。我调研过很多地方政府,同样是学习“招大商”,但绝大多数都失败了,越是落后的地区,失败概率越高。为什么“招大商”失败概率高?一是决策正确率难以保障。合肥模式当年决策正确率较高,但其他地方未必能复制。二是“招大商”相当于把外地的“大树”移植到本地,但企业在原属地已营造成熟的生态环境,远距离迁移后,未必能和本地产业形成良好的协同效应。三是“招大商”过程中,对方往往会提出非常苛刻的条件,招商成本极高。

下一步应该怎么做?一定要构建有效的基金生态,通过基金生态来招商,才能以较小的成本,取得更高的成效。而且,“基金生态招商”也符合中央、国务院的要求。中央再三强调,要构建统一大市场,避免内卷式竞争;而“招大商”模式只会让内卷式竞争更加白热化。

如何构建基金生态体系?

一是结合国情,更加重视引入民营资本。

构建基金生态,除了引入保险资金、银行资本外,要更加重视民营企业的资本。境外的保险资金是创业投资最重要的资金来源,但境外保险机构大多是商业性民营机构,有动力为了获取高收益而从事高风险的创业投资。

我国的保险公司绝大多数是国有性质,一方面缺乏追求高收益的动力,另一方面担心承担风险。最近很多地方想办法引入保险资金、社保基金,但这类资金参股时往往要求保本保息;有了好的收益,又要共享高收益,这会导致其他LP心态不平衡。所以对国内的保险资金,我们要有理性认识。

相比之下,民营企业的资本有三个突出优点:第一,有天然追求高收益的动力,能够灵活设计有效的业绩激励机制,包括在管理公司设立股权激励,来激励优秀的管理团队。第二,民营企业为了保障自身权益,会自觉建立有效的风险控制机制,是内生的风控体系,不需要像国有基金那样额外设计容错、容亏机制。第三,创新本身难以预测,创业投资须尊重“非共识”。依靠专业的创业投资家从不同维度判断项目的成长性,才能发挥各类基金从不同角度支持创新创业的作用。民营资本相对更能鼓励团队积极挖掘不同领域的项目,天然适配非共识的投资决策。

二是完善基金治理,重建投资人信心。

要有效引导民营资本进入市场化创投,有一个重要因素长期被业界忽视,就是有效的基金治理。

国内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大家盲目迷信有限合伙制,认为GP管一切、LP只出钱就行,这是重大的误解。

我考察过全球创业投资基金的内部治理:创投基金从美国、英国起步时,全部采用公司制。尽管有限合伙在美国19世纪就已经成型,但成型一百多年后,创投基金一开始也没有采用。原因就在于,典型的有限合伙只能基于私人关系的声誉约束机制实现内部治理,但创业投资基金通常是面向广泛范围募集资金,私人关系的约束比较弱。而且,创业投资是高度信息不对称、权利义务不对等的投资活动,容易滋生管理人的道德风险。在行业不成熟、投资人缺乏信任的阶段,不可能接受有限合伙制,所以最早都采用治理结构更完善的公司制。

后来,因为合伙制基金有避税优势,而且在美国、英国等非成文法体系下,市场主体还可通过私人契约引入公司制的法人治理机制,法律和法院也予以承认,英美才逐步出现了主要为避税而采用的合伙形式。这些合伙型基金普遍引入公司治理机制。再后来,英美还不断通过修订有限合伙法,逐步允许有限合伙人参与重大决策。所以,在英美,并不是有限合伙人不能参与决策。

我去美国考察过一家集团化管理的公司制基金,叫美国联合创业投资集团公司,旗下基金至今仍有不少是公司制。因为它的投资人不是如商业保险资金这样的被动财务投资人,而是有产业背景的实业企业家,这些企业家均有参与基金重大决策的诉求,为了满足这个需求,他们宁愿多缴税,也要采用公司制。

我也去成文法系国家考察过,比如法国等。法国作为欧洲第二大创投国,过去一直以公司型创投为主。因为,过去的合伙型基金需要按照“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比照公司一样缴税,并没有税收上的优势。在税负相当的情况下,公司型内部治理有优势,故自然多选择公司型。后来,法国借鉴英美做法,解决了合伙型基金的“双重征税”问题,合伙型基金有了显著的税收优势,合伙型基金才逐步发展起来。在我国台湾,公司型和合伙型基金的税负基本相当,合伙型占不到便宜,所以我国台湾至今只有两家小型家族式基金采用合伙制,其余全部是公司制。

我于1993年参与创建并管理了中国第一家公司制投资基金——淄博乡镇企业创业投资基金。我们在公司制框架下,构建了非常有效的内部治理结构,深得投资人信任,投资运作成效显著。1999年,只因当时中国证监会不管创业投资基金,被要求改造成了公募证券投资基金。

我在国家发改委工作期间,2003年指导成立了中国-比利时股权投资基金。当时,只能做公司制,我们就用创新的思路,为基金设计了完善的治理结构,既让投资者放心,也保证了运作高效率。基金2004年成立后,业绩非常好,国内任何合伙制基金都无法望其项背。

反观现在,为什么专项基金在行业大行其道?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投资人实际上参与了每个项目的投资决策;为什么盲池基金没人敢投?因为合伙制下的盲池基金,投资人连未来投资方向都不清楚,很难放心。

为什么二十年前诞生了一大批母基金管理公司,现在基本都烟消云散、很难募到钱?很重要的原因之一,也是基金治理无法让投资人放心。

最近,我指导北大、清华、湖南大学的一帮学生(他们都是实业型企业家)严格按照十部委《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成立了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该创投公司主要为创投子基金提供基石出资支持,实际发挥着类母基金的作用,目前注册资本和实缴资本都已较大。该创投公司是“盲池的盲池”,而且永久存续,那为什么作为实业企业家的个人,均积极踊跃投资?就在于采取了公司形式,设计了非常科学有效的内部治理结构,大家都非常放心。

特别说明一下:我指导我的学生们成立这家创投有限公司,完全是基于情怀,就是想证明公司型创业投资在治理结构上的有效性,为我国探索出新型创业投资管理模式。我本人对自己实行“三不原则”:不拿公司一分钱工资;不担任任何职务;也不持有任何股权。

由于时间关系,所以,后面三条同样非常重要的“构建基金生态体系”的对策建议,就只能点点题了。

    一是政府基金必须细化分类管理,发挥不同政府投资基金的差异化功能。

二是要推进注册制走深走实,为并购退出创造公平的价格形成机制。

三是要构建“所得性质穿透,在投资者环节实施鼓励长投、扶持创投”的税收政策体系。

以上就是我今天分享的全部内容。

衷心感谢各位领导、各位投资人垂听。

 

网站编辑: 郭靖
本文为投中网原创文章,转载或内容合作请点击转载说明,违规转载法律必究
2

全部评论

—— 没有更多评论了 ——
—— 没有更多评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