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周,两家企业向我吐露了同样的困惑。
他们都在热门赛道,一个量子,一个具身,创始人都是有来头的老炮,而且都是第一轮融资。
他们的体感接近:没有哪家机构拒绝聊聊,在没找FA、没大范围放消息的情况下,主动沟通的投资人一批接一批,不少当场就表达了投资意向,但有个前提。
“你找到领投方,我们就投”。
这不只发生在早期,融过几轮的企业也遇到了类似情况,甚至有企业在新一轮领投尚未敲定时,就通过第三方放话“领投已确定”。
这个动机很现实:要让跟投方相信项目拿到钱了,跟投上投委的决策压力也小一些。换句话说,领投成了出手的前置条件,领投方的名字甚至比企业基本面更能推动一笔交易。
投资人摇摆的背后,一级很可能来到一个转折。在持续了小一年,开了二倍速甚至四倍速的超前投资后,投资机构的子弹打得差不多了,主流的活跃项目基本把该拿的钱都拿了。
领投缺位,就是降温的征兆。但又不止于此。
“能领投的来聊,其他都等等”
领投缺位,从来不是什么新鲜事,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总出现在降温或下行周期。
上一轮密集探讨集中在24、25年的“寒冬”,市场化机构出手谨慎,国资又受限于追责与决策要求,规避去做定价的领投方,大量企业因此陷入“手握一把TS,但没领投方”的尴尬。
今年再看,领投的门槛又被垒高了一些,话语权更加集中。
首先是筹码。今年估值涨得快,融资额用投资人的话描述是“特别大”。只有深口袋才有筹码去拿到足够的份额、主导一轮定价。对于中小机构,先不谈心气或者话语权,客观上就难上主桌。
我请投中研究院的伙伴做了一次统计。按投中嘉川CVSource数据,截至发稿,2026年领投数量排名前十的机构分别是深创投、高瓴创投、经纬、红杉、IDG、毅达、中科创星、蚂蚁金服、顺禧基金、中金资本。
第十一至二十名是顺为、君联、国新基金、同创伟业、前海方舟、普华资本、上海未来产业基金、高榕、蓝驰、英诺天使。
除了蚂蚁略感意外,其他符合刻板印象。某种程度,他们是今年最有影响力的机构。
另一道门槛是企业垒的。
今年不少热门项目都在前沿技术领域,迭代得眼花缭乱,投资人也得追着学。创业明星中,教授、青年研究者、技术大牛不断出现,不少人身兼教职或者仍在读,精力本来就紧张,无论从意愿还是时间上,都不太倾向于反复给投资人“上课”。
此前聊过一位教授,他明确表示,见投资人太花时间。本人很知行合一,新一轮计划融10亿元,只给三个月窗口,谁快谁进。
一位FA也告诉我,有教授创始人直接要求“能领投的来聊,其他都等等。”
这背后既有卖方市场的强势,也是交易节奏所迫。今年是deal-driven的年份,不是交朋友的年份,融资窗口有限,聪明的企业懂得要在有限时间尽快完成以下循环:拿钱、搭团队、出产品、做声量,再带着“新故事”启动新一轮。
一位规模不大的机构投资人向我描述了一个普遍情况,只有早期以及有国资进入的轮次才有机会单独尽调,一些后续轮次普遍沿用上一轮的尽调成果。
“当然,每轮只隔几个月,即便尽调也看不出什么变化”。
对于中小机构,于主观,于客观,抱团跟投成了一种安全的选择。筹码不够是客观阻碍,另一方面,技术方向分散,不少细分领域缺乏成熟对标,他们倾向于主动抱团,共享研究和判断,合力拼凑一个企业未来样貌。
投资吃的本是判断这碗饭。如今却陷入了群体决策的尴尬。领投是谁,构成了决策的重要因素,有些机构即便只是跟投,也要等领投定了再上会。
这种打法会让回报寡淡。朱啸虎在去年底的一次访谈中谈到club deal,说共识过于集中有大问题,估值贵,基金占股太低,甚至low-single-digit(较低的个位数百分比),即便项目成功,也很难让LP赚钱。保罗·格雷厄姆十几年前就批评过这种行为:一些投资人对项目的兴趣,取决于其他投资人对它的兴趣,这是平庸投资者的特征。
盯着领投,显然是个避免背锅,风险外包的保守做法。“领投方定了,我们就投”,就成了一句进可攻、退可守的完美话术,可以是开放的推进,可以给回马枪留余地,持续留在交易牌桌上看牌。
全面降温
说到底,领投缺位只是现象,背后是行业降温。
今年8月,我参加了一场由机器人企业牵头组织的闭门Demo Day,几十家机构出席。现场有十几家背景不错的早期企业,不乏已经冒尖的明星项目。
投资人的反应却淡淡的,礼貌而克制,透出一种莫名的疲态,看不到一丝“抢项目”的架势。
回头看,降温从那时就已开始。一位今年风头很盛的创业者告诉我,他从7月就感受到了降温,而且变化并不限于某一赛道。他所在的企业前几轮融资很漂亮,新一轮却募得“非常不容易”。
具身的降温吸引了很多火力,骤减堪比几年前的消费投资。事实上,一级趋冷已是投资人秘而不宣的共识,不少人认为最早的转折在6月。
一线体感尚未与统计数据重合。按投中嘉川CVSource三季度报告,今年投资案例数量持续走高,三季度同比增长19.45%,投资金额同比增长49.62%;B轮前的交易占据了七成数量和过半投资金额。
寒意主要来自二级市场。仅今年三季度,上证指数就下跌6.16%,创业板指、科创50分别下跌27.8%和30.7%。截至11月19日,恒生科技指数收于3649.14点,年内累计下跌33.84%。
一度万亿的“寒王”,市值已回落至约5874亿元,上市时让投资圈沸腾的新面孔也没逃开。截至同日收盘,沐曦、摩尔线程的市值分别约为1640亿元和1429亿元,股价较上市首日收盘分别下跌约51%和49%,较上市以来盘中高点分别回撤约60%和68%。
MiniMax和智谱的波动更大。MiniMax收于114.8港元,市值约400亿港元,股价较上市以来盘中高点回撤约91%,较上市首日收盘下跌约67%;智谱收于359.8港元,按最新已发行总股本计算,市值约1754亿港元,股价较上市以来盘中高点回撤约88%。
“有些项目PE本来按二级对标来给,现在完全不work。”一位投资人无奈表示。
铺垫一直在叠加,两周前deepseek崩掉的一天,一则消息传开,监管机构要求投行暂停IPO,投资人无不内心一紧。更早的7月,港股聆讯收紧,9月以来,四方精创、瘦西湖、微亿智造等企业推迟挂牌,官方说明都指出了“现行市况”。港股发行遇冷,基石撤认购的消息不断,几家A+H被按住不发。
所有具身都在冲港股,这个唯一敞开门的退出通道,排队名单已很长。截至10月30日,港交所主板及GEM仍有610宗上市申请正在处理,另有36宗已获批准、等待上市。被投名单中“已申报”数量瞬间没了说服力。
中后期投资人最感烧心,包括不在少数的国资。企业募资一般节奏是风险耐受最高的市场化机构先投、定价,之后产业轮引入资源,到BC轮扩产上量了国资进场,招引返投有得谈,但这轮已经有“高位接盘”的色彩。
听一位国资投资人表达了担忧:今年大量资金投向了“正确的行业”,可估值贵得离谱,进入轮次又不早。眼看二级市场变化,他十分头疼后续退出,即便目前账面回报仍然漂亮。
今年一些国资更积极向早期走,上海今年4月出台的相关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提升早期科创领域的领投定价能力,或许有分散“斩杀轮”风险的考量。
返投也开始出现另一种反思。一位FA告诉我,今年接触很多地方对落地都很宽松,设立分公司即可,但如果退出不如预期,这些地方就会陷入“两头没落着”的尴尬。反而那些刻板要求返投的地方,至少实打实拿到了产能税收就业。
有一点心照不宣,今年一级几乎脱离了第一性原理,更像一场游戏,规则至上,最珍贵的判断反而被大范围交了出去。
前几天读到余凯的一篇访谈,谈到地平线那次剧烈的断臂收缩,让他意识到了商业第一性原理就3个问题:第一,明白你的客户是谁?第二,思考客户的痛点跟需求是什么?第三,你有什么别人难以复制的方式满足客户需求跟痛点?其中,第一个问题比第二个问题重要,第二个问题比第三个问题重要。
这话让我一顿。不是因为多新鲜,相反,这完全是经典的古早的老生常谈,只是今年我基本没从任何一位创始人或投资人嘴里听过。邵天兰算一位,梅卡曼德IPO时我们做了篇访谈,他也爱念叨这些。
我想起几个月前和某科技VC投资合伙人的一段聊天(今年这类角色很多很活跃),他说有好项目欢迎推荐。我问了句,您看什么方向?对方来了句,前三轮。
前三轮万岁。前三轮,估值十亿内,这是一个聪明策略。今年没人聊余凯那套第一性原理,谈非共识都显得不合时宜,就像大家已经羞于谈梦想。我相信热闹下有人在踏实做实事,但今年实在太多概念,太多叙事,拼声量,拼组局,让人眼花缭乱。
前沿科技短期内难以证实或证伪,这给商业游戏留出了空间。不过,这恐怕要告一段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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