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险投资史》的记录停留在2025年。如果继续书写，如果VC存在3.0，方正浩本可能是其中一个样本。

1992年出生的方正浩，恰好在2015年“双创”年份入行一级，职业路径几乎和主流相反：起点是上海闵行一家高新园区的投资平台，从科技投资起步，五年后才从闵行走向全国。

29岁做到管理合伙人，方正浩走完了不少投资人十几年才能走完的职业路径。十年之后，他告别投资人身份，下场创业量子计算。

我们和方正浩的交集始于2024年，他入选投中SuperNova超新星榜单。那是一份面向85后、90后年轻投资人的评选，意味着他是这一代际中的佼佼者。过去几年，一级市场不断调整，职业路径也被重新审视，下牌桌者不在少数。但对于方正浩，主动结束最擅长的职业，机会成本可能是最高之一。

“斜率”是理解方正浩的一个关键词。

他是奥赛班老师口中“每届也就一个”的聪明脑子，学生时代基本靠自学，这一习性延续到了职业，他习惯按照自己的标准来衡量成长速度：做投资时，要求自己每3到6个月迭代一个版本，一旦进入平台期，就感到焦虑。 

十年投资，他逐渐看清了这份职业的价值和边界。他不否认自己观点激进，判断这一工种正在进入回报收窄的周期，“甜点市场”可能只剩超早期和超后期两块。当职业曲线趋于平缓，寻找下一段斜率成了自然选择。

量子计算成了下一个落点。不然，他可能去做一家Solo VC。

种子早在六年前就埋下。当时量子计算远非主流，方正浩就投资了图灵量子的天使轮。他早早做起科技投资，坐着冷板凳的同时沉淀着对于技术和产业的理解。直到2025年下半年，他意识到到了全球量子共识的松动，于是果断拿出抢项目那股“死缠烂打”的劲儿说服了大学好友，时任微软量子首席架构师的刘弘斌，二人共同下场创办太一量生，聚焦镱（Yb）中性原子这一前沿技术路线。

过往，国内量子计算多由高校/科研院所教授推动，太一量生展现了另一种创业范式——顶尖技术人才与懂产业、懂资本的CEO组合，从一开始就以产品化、工程化和产业化为目标。

离开舒适区，反而让方正浩感到舒适。

他说，过去几个月是人生曲线最陡峭的阶段，他重新感到兴奋。当然，身份转换的挑战同样存在。一个天然偏见是，一个长期判断别人的投资人，能成为一个优秀CEO吗？

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在研究“怎么做好CEO”时方正浩发现，在纳斯达克上市公司CEO中，格斗爱好的CEO企业增长更快。于是他立刻“抄作业”，重拾空手道。

访谈前几天，他在一次训练中被对手KO，倒在地上眼冒金星。但他立刻爬起来说，继续。

他觉得这个过程“很爽”。

本期研讨会成员

太一量生创始人 CEO 方正浩

投中网编辑、《中国风险投资史》作者 曹玮钰

创业4个月，瘦了25斤

曹玮钰：上次见你还是两年前的NOVA晚宴。你比当时瘦了很多，是有刻意减肥吗？

方正浩：对。今年跟人打了个赌，瘦了25斤。

曹玮钰：只是单纯的打赌，还是心里有一些别的劲？

方正浩：去年我还在做投资。为了开拓各种资源，难免要参加很多社交活动。不能说完全无效，但低效社交确实很多：一桌十几个人推杯换盏，可能最后只有一个人这辈子还会再见第二面。

喝酒不会让一件原本谈不成的事突然谈成。但对于一件有机会谈成的事，酒精像催化剂，可以加快谈判和建立默契的速度。我是一个效率至上的人，我会觉得本来需要见三次面，现在见一次就能解决。

曹玮钰：所以你不喜欢喝酒。

方正浩：我不喜欢。

曹玮钰：我记得你提过一个点，大概意思是红杉高瓴这样的机构不用这么干，但你得这么干。

方正浩：投资和基因测序挺像。比如筛选一个化合物分子或者一个基因片段，首先要有通量，再从通量里做筛选，投资首先得有足够的项目通量。

越是头部、资源能量级越高的平台，更多是在做筛选，而不需要自己创造通量。头部基金的项目通量近乎无限：只要想聊，原则上都能聊到；只要想投，原则上也都有机会投到。

曹玮钰：所以你认为小机构要在sourcing使劲，喝酒是其中一种路径。

方正浩：对。大机构也有sourcing压力，但主要来自peer pressure，小机构更多是外部竞争。

金融行业卖的是一种差异化并不大的服务。做金融的人所拥有的资源，可以用一个词概括，就是弱连接，它和真正产业人士的资源不在同一个维度上。

曹玮钰：我认同你关于“弱连接”的判断，有时我觉得我们的工作也存在类似倾向。但很多投资人愿意从这些连接中寻找价值和意义，并且认同这份工作的社会价值。相比之下，你的语气似乎更悲观一些。

方正浩：投资肯定有价值。做投资本质是优化社会资源配置，广义上的社会价值，就是让资源配置更有效。

我更想表达的是，这个过程你要营销自己，因为提供服务的差异化没有那么大。真正高度差异化的产品，往往不需要依靠商务关系。以前做投资时我发现，越偏解决方案、越需要讲PPT的产品，最后越需要拼酒量，越是“丁是丁、卯是卯”的产品，比如工业核心零部件，可靠性、寿命等核心指标一测就知道好坏，喝酒没有用。

去年还是前年有个段子，叫“大模型的尽头是茅台”。

曹玮钰：这在当下市场真实发生，还只是一个段子？

方正浩：在To G或者To B市场，很多时候就是现实。越难清晰量化自身独特性的服务，最后越容易变成商务关系的竞争。传统professional service也是如此。一个五年级、八年级律师，专业能力特别强，等他做到高级合伙人，酒量往往也特别好。

曹玮钰：所以在你看来，现在一级市场的工作，其实接近差异化不那么大的服务了对吗？

方正浩：我认为是的。

“方正电脑”

曹玮钰：印象里你的成长经历特有意思。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的脑子和别人不一样，自己是聪明的？

方正浩：我小时候外号叫“方正电脑”。我一度认为自己非常聪明，但很快又发现并没有。

我们初中有全上海最好的数学竞赛班之一，有个同学二年级就考进了竞赛班，五年级就和我成了同学。奥数老师说，方正浩这样的脑子，一届最多出一个，那位同学可能一二十年才出一个。

曹玮钰：那是传说中的天才少年。

方正浩：他后来本科在北大物理系。进了初中以后，他一直跟着我玩，我看了他一篇人人网日志，说方正浩是个放荡不羁的公子哥，非常有领导力。

曹玮钰：所以你当时就是孩子王。

方正浩：对，但没有好好学习。我们班三十多个同学，我觉得自己的智商应该能排进前十。凭小学阶段的经历，我很笃定地认为，只要想学，很快就能学会。

后来我发现这套想法有问题。初中竞赛班进度太快，两个月不听课，再回来就像听天书。后来参加数学、物理竞赛，我都拿不到什么名次，中考数学分数跟体育生差不多。

曹玮钰：这是一种羞耻的时刻吗？

方正浩：对我形成了挺沉重的打击。初中毕业时，学校发了一篇喜报，说我们班36位同学全部进入上海最顶级的高中，但我们班实际上有37位同学。

曹玮钰：第37个人是谁？

方正浩：我。老师不喜欢我，因为我不仅学习不好，还总是干扰别人学习。

曹玮钰：你是压不住顽皮，还是觉得挑战权威、打破秩序很好玩？

方正浩：那时更多还是好玩。标新立异的事我都比较喜欢干，现在收敛多了。

曹玮钰：这么一个聪明的孩子这么早经历失利，有没有要奋起证明自己的想法？

方正浩：最开始并没有，但慢慢发现这个东西好像很简单，基本上不用花什么功夫。后来我的成绩比班上第二名高出40多分，我还挺开心。

我又回初中探望老师，那次反而受到了更大的刺激。我买了一束鲜花去看物理老师，他见到我后说，“方正浩，你也有今天，我们班的同学真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这件事对我形成了刺激，感觉自己情感受到了伤害。大概从那时开始我决定认真学习。

另一个重要的点，是要从自己做的事情里找到正反馈。从高一开始，我的知识几乎都是自学的，我会自己买书自己看。某种程度上，从小学到大学，再到工作以后，我几乎从来没有依赖老师讲课。

后来我被复旦提前录取，走的是化学竞赛路线。今天我创业做太一量生，合伙人刘弘斌博士和我高中就一起学化学竞赛，这也是一段机缘。

曹玮钰：你和刘弘斌的相处模式是什么呢？也像那个跳级小天才一样，视你为大哥，跟你混吗？

方正浩：弘斌很有领导力，在他的圈子里也是大家跟着他玩。

我们高中并不熟，大学成了同班同学。我们在学校的状态很不一样，他大二就进课题组做科研，我从大一就决定要做投资。哦对，我还是化学系本硕博歌手大赛的冠军，刘博当时还坐在台下看我演出。

曹玮钰：他来看你的演唱会。

方正浩：我后来也问过他，我们为什么会成为好朋友？可能就是一种人的磁场，相互吸引。其实我也不知道他科研做得很好，他也不知道我到底在做什么。因为我基本不去上课，大一时考了CPA，考了证券、期货、会计等各类金融从业资格，从大二到大四，我一直在实习。

复旦强调通识教育，给了学生很多选择，我会去听各种感兴趣的课，比如中外音乐审美、《圣经》，也会选其他专业的课，唯独不去上化学系的专业课。

相比那些能安静做理科研究的人，我的个性明显更跳脱、更活泼，社交和表达能力比大部分理科生强，逻辑思维能力又比大部分文科、商科学生强。所以高三时，我就做了一个决定，以后要做投资。

被巴菲特“点燃”，高三决定做投资

曹玮钰：你最初对投资这份职业的认识来自哪里？当时创投媒体还没有那么发达，怎么会在高中突然把投资确定为职业方向？

方正浩：这里又有一段缘分。高中有一位学长，也是复旦化学系的学长。他作为优秀毕业生回高中指导化学竞赛班，那个班一开始有三十多人，最后只剩下我一个。

但他给了我很多启发。他也从化学转向投资，后来在一些比较大的平台做二级市场投资。他是雪球最早的一批用户，也是雪球大V，有四五十万粉丝。

受他的影响，我高三就开始看大量证券投资的书。我问他，学长我想做投资，你有什么建议？他直接给了我一个U盘，里面大概有100本投资相关的书，让我全部看完。我后来真的看完了。

高三时我先读了《滚雪球》，也就是巴菲特传记，书里有一句话，意思是：年轻时想清楚自己要做什么，然后用一辈子坚守。那句话对我的触动非常大。可能我骨子里比较“中二”，很容易被这样的话点燃。

曹玮钰：所以你被点燃了。

方正浩：我被点燃了。我非常认同复利。为什么后来数学和物理我卷不动了？因为这些领域同样会产生复利，你比别人起步晚，如果又是一个能够长期积累的赛道，就很难与更早开始的人竞争。

当时我筛选了好几个方向，包括计算机。最后选择投资，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赛道上，同龄人的积累几乎都是零，我可以成为最早起步的人之一，所以觉得自己的机会很大。

这是一个很朴素的判断：我看到了复利，看到了滚雪球。

曹玮钰：既然有了职业方向，为什么学的是化学？

方正浩：其实我报的是经管学院，最后被调剂到了化学。当时面临几条路：第一条是转系。但从冷门专业转到热门专业很难，需要先读成全系第一，再“自废武功”转系，我觉得很低效。

第二条是很多理科生的路径：本科毕业后再读硕士，做一些实习，以硕士身份进入券商或投资公司，但要多花三年。

第三条就是我走的路：大一考CPA，以及证券、期货、会计等各类从业资格。大一那年，我大概考了近20门科目。

曹玮钰：现在一年还能保持这么高的强度吗？

方正浩：可以，我一直是多线程处理各种事情的。

大学我还做了很多实习，在银行柜台卖过理财产品，咨询公司做过part-time assistant和summer intern，券商做过研究员。大四时，我去了一家外资基金，一家QFII机构，成为他们第一个留用的实习生。

曹玮钰：你毕业时整个金融业正是好时候，为什么留在这家？当时的选择应该不少。

方正浩：那是一家创业公司，老板非常资深，是最早一批在华尔街工作的华人基金经理。创业团队里，除了他以前的下属，还有来自高盛和索罗斯基金的人。对于一个还没有毕业的学生来说，这已经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曹玮钰：一帮“华尔街之狼”为什么选中一个还没毕业的毛头小子？

方正浩：我先在那做了半年unpaid intern，一分钱都没拿，也展现了一些基础素质。有大概1/6的仓位是按我的建议来配置的。

其实我从大二就开始管理家里一部分资金，进入职场又做了二级市场投资。过去十几年，我在二级市场的平均年化回报超过20%，工作的前五年，证券投资年化回报超过40%。

曹玮钰：这很少见，父母即便信任，也很难把家里所有钱都拿给孩子练手吧？

方正浩：信任是逐步建立的。我会像巴菲特一样写“致LP的信”，一篇可能十几页，论证Why now，Why me，用很深入的报告去说服他们。

入行一级，“没作业可抄”的六年

曹玮钰：你在外资私募做了多长时间？

方正浩：2年不到。

曹玮钰：为什么这么短？

方正浩：可以说是缺乏职场经验。复旦的学术氛围对质疑比较包容，当时有一门课叫医学营养学，我每节课都会指出错误，孙教授反而很欣赏我，希望我去医学院读他的硕士。

另一门是保险财务管理和保险会计学，授课老师是许闲教授。他现在是复旦大学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经济学院副院长，当时是一位很优秀的青年学者。我每节课也会指出他的错误。许教授后来对我说，正浩，你加入我的课题组吧。

他们能看到你和别的学生不一样，看到你的学习和思考能力，反而会更欣赏你。但在职场这样做，基本活不过几集。

曹玮钰：你把在复旦开放包容环境里的行事方式带进了职场，出现了水土不服，这对你是一种打击吗？

方正浩：当然，再去找工作你怎么解释这段经历？

当时我手里还有几个offer，两个一级基金，一个二级基金。我离开第一家公司的时间是2015年7月，正好碰上很差的市场节点，我找了三周工作，A股从4900点跌到2900点。面试二级岗位时，我感觉面试官根本没在听我说话，他们都在担心自己的工作。

曹玮钰：当时你对一级几乎没有了解？

方正浩：非常模糊，甚至可以说是零。

2015年正值“双创”热潮，小苗朗程背靠的紫竹国家高新区是全国唯一由民营企业控股的国家级高新区，需要从早期的物业租赁、政府补贴等模式，逐渐转向股权投资。张江、苏州工业园等园区，当时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模式。

曹玮钰：他们当时想找什么样的人？你的背景对他们来说足够了吗？

方正浩：说实话，当时大家的认识都很朴素，不知道做这事究竟需要什么背景的人。我至少算是做过投资，想着先去试试，结果一干就是10年。

曹玮钰：让你坚持10年的点是什么？

方正浩：正反馈很重要。早期投资本身很有趣，每天都能接触形形色色的人，很多创业者眼里有光。第二，前期团队磨合得很好，领导也很快赏识、提拔我。

最初几年，我差不多每年涨三次工资、升一个级别。加入小苗朗程的第六年，我就成为了管理合伙人，那时候29岁。

曹玮钰：那几年的市场有帮到你吗？

方正浩：有。另外我对自己的要求是，每3到6个月必须迭代一个版本。工作过程中，我会不断经历增长期和平台期。一到平台期，我就会非常焦虑和痛苦，觉得自己没有进步，然后很快寻找新的方式突破。

曹玮钰：你入行时即将到VC2.0阶段。大量在大基金做出成绩、吃到移动互联网红利的投资人开始自立门户，《中国风险投资史》也用了很大篇幅写这些人。但你在的平台当时仍处于从0到1的状态。你会去“抄作业”吗，有哪些有借鉴？

方正浩：2019年后我们逐步拓展到其他地区，最早的切入点是企业服务，所以主要和投企服的头部早期基金交流，也和红杉、IDG的一些投资人交流。他们肯定是市场上做得最好的机构之一，但我们面对的牌局不一样，头部机构有很长的开火窗口，我们没有。

曹玮钰：你的能力框架是如何搭建的？

方正浩：现在很难完整回忆，核心是综合要素能力。2017年底一位合伙人跟我说，正浩，我觉得我们今年干得不错。我又是一身反骨，那年只有25岁，我问他怎么定义不错？在我看来糟透了。他非常生气，问我为什么这么偏激。

曹玮钰：这番“暴论”的后果是什么？

方正浩：他反思了，觉得我说的有道理。

曹玮钰：干到第几年的时候，你才认为真的不错了？

方正浩：大约到2020年。2019年以前，它还是一个区域投资平台，主要投闵行地区，2019年以后才逐渐拓展到其他地区。

曹玮钰：那确实没法抄美元的作业，这路径和主流正好相反。

方正浩：没法抄。手里的资金、市场影响力都不一样。2019年开始，我带着团队逐渐拓展到上海其他区域、长三角和北京。

曹玮钰：投资中你最喜欢的环节是什么？

方正浩：搞定别人。

曹玮钰：搞定创始人？

方正浩：搞定所有人。

曹玮钰：能举一个最有成就感的例子吗？

方正浩：在原来的平台做投资，很多时候是一件很“乙方”的事。你要先搞定优秀企业，说服创始人为什么选择你合作，之后还要搞定自己的IC，说服他们投这家公司。

当时在北京搞定的第一个项目，我展现了非常强的热情，每天早上7点多给创始人打电话，晚上10点多还在打，每天做大量研究，再把最新研究心得与创始人交流。

创始人后来对我说：“兄弟，你让我感到无处可躲，我必须跟你见一面。”

他对我印象最深的一点是，我可能只用几天，项目理解就超过很多人接触两三个月的程度。每次交流时，他能感受到我的学习曲线很陡。他第一次和我的前老板聊时说：“我见过其他头部基金的投资人，正浩和他们不一样。”那是2019年，我还只是投资总监。

曹玮钰：这种“死缠烂打”的方式，对所有创始人都有效吗？

方正浩：不一定。但激烈的竞争本身给我带来快感。

曹玮钰：我记得听你提过，你的生日是？

方正浩：6月7号。

曹玮钰：高考当天，难怪享受竞争。

所以你先在内部跑通，搭建框架和方法论，到第五才真正进入更广阔的一级市场。你们的扩张策略是什么？

方正浩：我们不按区域，而是行业，先梳理最有抓手的方向。但今天回头看，当时的正反馈后来有些尴尬，我们重点投入的行业是企业服务。2019年、2020年，我投了一些企服公司，八九个月估值就能涨20倍，还能不打折按原价退出，甚至加价退出，放在今天都不可想象。

我原来做二级市场，当时很惊讶一级市场比二级市场赚钱还快？2021年转向先进制造。

曹玮钰：先进制造从今天来看是正确的。

方正浩：我们15年就开始投半导体了。

曹玮钰：那是很先行者的状态，注定要坐很久的冷板凳。

方正浩：没错。刚开始做科技投资时，我们有一种“技术迷信”。直到今天，我认为，可能60%到70%的基金仍然持有一个观点就是，技术壁垒高、技术驱动，科学家创业天然就更有优势。后来我发现，企业家应该是一个六边形战士。技术只是一方面，组织、运营、销售、市场和管理能力都不可缺少。

刚开始做投资时，我投过很多技术壁垒很高，甚至国内独一无二的项目，但就是做不起来，友商技术样样不如，却能把企业做起来。

技术当然重要，但多数情况下只是一个起点和一种叙事。叙事可以带来资源，起点决定你出发时是否领先，最终能不能到终点，取决于速度和加速度。

刚到小苗朗程做VC的前两三年，我们总在问客观问题：技术壁垒是什么？竞争对手怎么样？这些问题比较容易获得答案。

但判断一个人的思维质量，需要问主观问题。那两年我学到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通过聊天和设问，判断一个人的思维质量，看他的思考能力、人生经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因素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企业未来的速度和加速度。

曹玮钰：北上的体感差异有多大？

方正浩：北京的产业更偏软件，在企业服务和软件型信息技术服务上很有优势。今天的AI可以看作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时代孵化的新产业，北京在这一轮明显重新获得了优势。

苏州在先进制造业方面更强，综合要素成本也更有优势。

曹玮钰：江浙沪一体化的认同很强，但北京和上海的创投氛围差异很大。比如北京更看重人情网络，“搞定人”的方法会有经验失效吗？

方正浩：现在我自己是创始人，会把决策因素排成四位：第一是资源协同，第二是品牌，第三是速度，第四是人情。品牌和资源协同有时会互换，因为品牌可能带来资源，资源也可能建立品牌；某些轮次里，速度也会排得更靠前。但人情永远是最后一位。

当年作为小平台，品牌没有优势，资源协同也没有优势，能靠的只有速度和人情。所以没有谁比我更“卷”，我们往往是推进最快的机构。我最快的项目，从接触到上投决会只用了三天，期间要完成所有尽调，手搓上百页报告。

曹玮钰：这种极致的狼性，冲在一线，强度极大的工作模式持续了多久？

方正浩：前六年一直都是。

29岁做到管理合伙人，却很苦闷

曹玮钰：我记得之前聊天你说，我二十八九岁就做到管理合伙人了，但很苦闷。我当时第一反应，这人怎么这么“凡尔赛”？这个年纪做到管理合伙人都快一级职业天花板了。尤其前几年市场不好，出不了头、郁闷转行的年轻投资人大把都是。

方正浩：其实一开始不苦闷，后来慢慢的越来越苦闷。管理合伙人是21年，但22年、 23年开始苦闷。

曹玮钰：苦闷的点是什么？

方正浩：很多原因。2023年AI浪潮兴起之前，一级一直在调整期，2022年以后，叠加疫情和美国加息，整个资本市场快速降温。你发现自己以前相信的投资逻辑可能是错的，就会产生一种幻灭感，这些年到底做了什么？虽然2023年至2025年，投资中也有一些正反馈，但思想上的矛盾和冲突更剧烈，方向究竟在哪里？

我记得2024年参加投中NOVA圆桌时，主题叫“别下牌桌”。我当时说，有种状态叫“粪坑里蝶泳，屎上雕花”。

曹玮钰：这句话印象深刻。

方正浩：我是一个特别“卷”的人，但当时想表达的是，环境不好时不能乱卷，要先看清方向再卷。2022年至2024年正是方向不明确的几年。

我们找到了部分方向，比如2023年开始投具身智能，投AI。回头看确实有些正反馈，但继续重复投资这套模式，已经让我进入没有斜率的状态。

曹玮钰：你看到了这轮机会，却几乎完全错过了。

方正浩：是。2023年我们看过80多个具身智能团队，在全市场应该算非常早。当时立项了10个项目，如果全部投下去，我们可能会成为中国最领先的具身智能基金之一。

今天不去追究具体的因素了，但这件事确实给我很强的挫败感。所以当有人说我们投得很好，我就又回到了2017年的感受，明明糟透了，为什么说做得好？明明可以做得更好，这根本不符合我的标准，只能说一般，说明知行不合一。

曹玮钰：你的自我标准一直很苛刻，经常给自己施压。

方正浩：因为想赢。

曹玮钰：当时的名单有哪些今天的明星？

方正浩：宇树科技的B轮、智元机器人的A轮、星海图的A轮、众擎机器人的天使轮、银河通用的A轮。

曹玮钰：最后一个都没投？

方正浩：一个都没有投。

曹玮钰：那你是不甘心的。

方正浩：不甘心。

三天说服微软科学家，老同学联手创业

曹玮钰：有没有想过自己做一个基金？

方正浩：有。去年我面临六个选择，其中有一个是自己成立基金，最后选择量子计算创业。

我认为未来5到10年，股权投资不再是高回报行业，仍有社会价值，但很难产生过去的经济回报。真正的“甜点市场”现在只有两块：一块是超早期，一块是超后期。A轮还可以做，B轮往后更多是管理规模的生意，最优解是扩大管理规模，而不是赚取carry。

超早期市场更接近孵化，可以用更低估值投资企业。今天很多硬科技公司，只要带一点科技属性，几乎找不到估值低于1亿元的。

并购案例最后往往只能按本金加年化回报退出，甚至就是本金退出。美国一级市场的并购可以按PS定价，因为上市公司本身也常按PS估值；中国一级市场并购，更多按10至15倍PE定价。亏损企业被收购，往往只能按投资成本计算。

曹玮钰：我认为不是所有同行都会认同你的观点，但你描述的很多趋势我看到现正在发生。现在也有一些新基金采用更轻的模式，比如solo VC，同样有机会以小博大，你怎么看这种模式？

方正浩：如果我没有今天做量子的时运和机会，我可能会选择这种模式。

曹玮钰：你今年1月正式创办了太一量生，很多前同行的第一反应是，方正浩为什么去做量子？今年市场共识很狭窄，大量资金集中在“马斯克赛道”和“十五五赛道”，量子计算也是其一，外界难免有一种“追风口”甚至投机的观感。

方正浩：这涉及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具身智能这轮机会结束以后，我认为很难补票，所以要寻找下一条赛道。我筛选过很多方向，包括量子计算、可控核聚变和脑机接口。

我认为一项前沿科技要在中国获得发展，首先必须符合国家战略需要。量子计算最重要的场景之一是国防与信息安全。当通用容错量子计算机达到足够规模后，今天用最先进超算需要极长时间才能破解的密码，可能在数小时内被攻破，比如RSA-2048，谁先在这项技术上领先一两年，都可能改变大国力量对比。

量子科技进入“十五五”未来产业重点方向的重要背景之一，美国正在通过DARPA等计划加速验证实用规模容错量子计算的可行路径，2033年前后是个重要的产业验证窗口，距离现在只有几年。

曹玮钰：你做决策通常都有很长的铺垫。六年前，你就投了图灵量子的首轮融资，这对你今天决定创业有多大推动作用？

方正浩：非常有帮助。我也很感谢在小苗朗程和一级市场的经历。过去六年，我调研过几十家量子公司，对行业、团队、商业和市场情况积累了一些洞察。

进一步调研后，我认为中性原子路线大有可为。过去四年，中性原子取得的进展超过了很多路线过去多年的积累。海外已经验证，中国才刚刚开始，几乎所有中性原子创业公司都在近一年成立。

六年前投资图灵量子时，没人能预见今天算力需求会膨胀到这个程度。芯片制程逼近硅材料的物理极限，也面临量子隧穿等问题，多卡互联同样有规模极限，这使量子计算从可选项逐渐变成必选项。

黄仁勋去年初还认为量子计算需要十五到二十年，后来又将判断缩短到五至十年，迅速投资多家量子计算公司。

英伟达也推出了多个量子计算相关产品，这是产业界的巨大变化。学术界同样出现强信号，量子科技相关成果持续获得最高级别的奖项认可。资本端，我能明显感觉到正处在爆发前夜。

所以这不是今年1月临时起意。我从去年8月开始规划，10月和合伙人刘弘斌在海外谈了三天，之后组织资源，见投资人，公司今年1月成立。实际上，去年年中我就已经看到这个机会并开始准备。

曹玮钰：你的合伙人，CTO刘弘斌原本在微软量子做首席架构师，你是怎么说服他一起创业的？

方正浩：我们大学时就是好朋友。这些年，我们的联系从未中断，他去美国以后，每次回国基本都会聚会。他在微软做量子计算时，一直是我的科学顾问，我投资量子计算和AI for Science项目时，经常请教他。

他在美国发展得很好。国内一些大企业和头部机构给过他研究院院长、副院长等岗位。所以我们既是学生时代的朋友，工作后也一直有事业上的交集。

曹玮钰：我觉得这是两回事。你们首先有同学关系，这是很难得的信任基础，这些年又一直有事业上的交流，在量子计算上也形成了共识。但真正说服他放弃微软的工作、一起创业，这是另一回事。你是怎么说服他的？

方正浩：分几个层面。去年8月，我感受到市场即将爆发，不能再等。我问弘斌什么时候能回国，他说年底。我觉得太晚，必须尽快见面。

10月，他正好要去新加坡参加会议，我马上买机票去找他，两个人整整谈了三天。这三天里，我分享了对国内政策、产业、市场、技术和竞争格局的判断，弘斌分享了技术层面的看法，我们算是一拍即合。

但他对创业并不熟，会问：这件事的upside有多高，downside有多大？每一步要做什么？

之后我在国内做了更广泛的调研，包括团队怎么搭，需要什么样的人。弘斌像总参谋长，负责绘制作战地图，我负责实现对人才和资源的触达。

弘斌11月回国时，我们已经联系到重要科学家、政府部门、潜在投资人和商业合作伙伴。回国第五天，弘斌告诉我：“正浩，我辞职，我all in。”

他是一个谨慎的人，不会因为老同学讲三天就立刻决定。但回国五天里，他看到了我们推动事情的能力，判断这事靠谱，于是决定辞职。他太太也非常支持。两人回美国辞职、卖车卖房，再回国创业。

曹玮钰：你们是怎样做的职责划分和决策机制？同学创业的优势是信任基础强，但也容易在决策和利益分配上出现问题。

方正浩：我和弘斌的分工很清楚：所有技术路线和技术战略由他决定。他会与我充分沟通，我也会表达对节奏的看法，但最终由他拍板。

所有经营、公司战略、商业战略和资源组织，主要由我负责。我会明确提出该怎么干、需要什么资源、每一步为什么这样做。

过去几个月，我们在很多维度上的进展，可能相当于同行一两年的速度。

曹玮钰：听说你现在住在公司。

方正浩：对。办公室我们有行军床，我给我们的博士和科研人员在公司边上租了宿舍，我现在就住在宿舍，跟他们住在一块。

“离开舒适区，让我感到舒适”

曹玮钰：你们上一轮融资拿到10倍意向，几乎一次性拿到了国内头部机构的支持，这与你的加入有多大关系？

方正浩：关键还技术团队的差异化。量子行业大部分创业者来自科研院所，弘斌则来自全球大厂，他在华人量子计算工业界里拥有非常独特的经验，这让我们的技术一号位与大多数同行不同。

不会有谁因为你曾经是投资人、熟悉游戏规则，就天然偏好你，有时他们反而会提防你。如果把公司比作一辆赛车，弘斌是发动机，我充其量是方向盘、涡轮增压器和油门，负责判断什么时候转向、加速和减速，目标是一起赢下比赛。

我们两个人的能力画像都很稀缺，而且全职投入、机会成本很高。

量子公司要成功，我认为需要五个关键要素：技术、人才、商业、政府支持和资本。技术提供起点和叙事，但真正让技术持续拉开差距，靠的是人才。商业、政府和资本同样重要。

大家可能认为我是做资本的，但我一直觉得自己更擅长商业，或者说更擅长“搞定别人”。搞定人才，需要说服人；获得政府认可，需要说服政府；融资需要说服资方。量子计算未来面向政府、国防军工、AI、化学、材料、制药等大量场景，商业能力也非常重要。

投资人看到的，是我们在两三个月里，在这五个方面都展现了很强的推进能力，而不是某一个单点。

曹玮钰：过去你要追着创始人，说服他们接受投资，现在反转了，有人追着你，抢你们的融资额度，试图“搞定”你。位置发生反转后，你的心态有什么变化？你会有得意的感觉吗？

方正浩：我经常提醒团队，也会和弘斌说，我们不能飘。

过去十年，如果你问我怎么把公司做到千亿规模，我没有经验；但如果问我怎么把公司做死，我有非常丰富的观察经验。我亲眼见过各种企业在得意时做出错误战略决定，很多坑我见别人踩过，我们就尽量不再踩，这是投资经历带给我的优势。

我对自己的要求是：要有投资人级别的冷静判断，企业家级别的战略规划，创业者级别的狂热执行。

现在从投资人转型企业家，我也知道外界会有疑问。我会跟弘斌说，我承受的证明压力甚至更大。

曹玮钰：过去几年，不少投资人转去企业，做战略投资或strategy，甚至自己创业。但直接进入当下最前沿、最受关注的技术领域做创始人还是少见的。

行业也有偏见，比如大家认为券商从业者可能做不好一级，也会质疑一级投资人能不能做好企业，你应该也面对过这种质疑。

方正浩：我跟弘斌说过，没人会怀疑一个优秀科学家继续成为优秀科学家，但很多人会怀疑，一个优秀投资人能不能成为优秀CEO和企业家。这种怀疑反而让我兴奋。

曹玮钰：为什么？

方正浩：过去这几个月是我人生成长曲线最陡峭的几个月，它让我感到兴奋。

曹玮钰：这种兴奋来自哪里？竞争的快感，还是又跑到了你的舒适区，多线作战的这种状态？

方正浩：离开舒适区，让我感到舒适。待在舒适区，反而让我痛苦。别人怀疑我的能力时，我会很兴奋，我要证明给他们看，我要成为这个行业最好的CEO。

当然，不能只喊口号。我每天要求自己读100页以上管理和历史相关的书。按这个速度，一年大概能读150至200本。我会一边健身一边读书，不浪费时间。

和投资人交流时，我也会问，你见过最优秀的企业家是谁？他们做过什么让你印象深刻？有位投资人说，张一鸣每天都会花大量时间面试，也固定抽时间阅读管理学书籍。我听完的反应是，好，马上抄作业。

曹玮钰：做投资和做企业最大的状态不同在哪里？

最近我的睡眠比过去更多，白头发反而长得更快。投资要take risk、承担结果，但反馈周期很长，一笔投资最快几个月看到结果，最慢可能几年。

做企业时，决策频度更高、反馈周期更短，强度也更大，很快就能发现决策质量有没有问题。做企业带来的压力比以前更大，但这种压力让我非常兴奋。

创业就像空手道，被KO马上爬起来

曹玮钰：你现在一天的时间表大概是什么样的？

方正浩：早上7点多起床，8点多开始工作，晚上通常工作到凌晨1点，每天保证六个多小时睡眠。以前做投资时，可能每天只睡四个多小时。

曹玮钰：少睡的部分是在做什么？

方正浩：以前有大量应酬和酒局。喝酒后我的交感神经会很兴奋，有些人喝完就困，我反而越来越嗨，所以严重影响睡眠。

现在做企业，不需要频繁参加这类社交，更多时间用来做自己的事。工作以外，我每天大概只有一小时健身和读书。那一个小时不处理碎片信息，就是完全放空、锻炼和阅读。

曹玮钰：你把这两个称为娱乐时间。

方正浩：对。除了一小时健身和读书，我基本没有其他娱乐。

其他时间用于面试招聘、员工沟通、工作部署、融资、产业合作、战略研讨、产品研发、政策研究和各种会议，也要留出时间处理事务和独立思考。

每天日程表里至少有十几件、二十几件事，很多要并行推进。这恰好是我擅长的状态。

曹玮钰：从投资人到做企业的转型中，最大的不舒适是什么？

方正浩：进步的还不够快。

曹玮钰：你又给自己树立了一个什么新目标？

方正浩：我要成为世界上最好的量子计算公司CEO。

曹玮钰：这是一个更大的梦，还是确实有实现空间？

方正浩：我认为有实现的空间，但要付出非常多的努力，也需要一些机缘。

曹玮钰：这会是你的终身事业吗？

方正浩：现阶段来讲是的。

曹玮钰：你内心最优秀的企业家是哪位？可以称之为榜样的模板是谁？

方正浩：马斯克跟黄仁勋。

曹玮钰：如果让你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你从打算创业到现在这一段旅途的观感，你会用哪三个词来描述？

方正浩：第一个词我觉得是还是赢。我特别享受赢的过程，但赢的过程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曹玮钰：赢市场还是赢自己？

方正浩：都要赢。我享受竞争带来的快感。有一个旗鼓相当、没那么容易战胜的对手，会让我快乐。

我是格斗爱好者，现在练空手道。前天还刚被人KO倒在地上，但我马上爬起来说继续。其实那时已经眼冒金星，根本没法继续，但这个过程让我觉得很爽。

第二个词是成长。我特别享受成长带来的快感，必须找到斜率最陡的坡。现在我觉得量子计算就是最陡的坡之一。第三个词是利他。

曹玮钰：一下子甩出来这么“老登”的词吗？

方正浩：利他很重要。说服别人时，如果总强调“共赢”，很容易进入纳什均衡，甚至囚徒困境。真正的利他，是站在对方角度思考。所谓“搞定别人”，不应该只从自己的诉求出发，而要理解对方真正需要什么。

曹玮钰：你刚才讲空手道，很适合作为今天的结尾。创业就像格斗，一定会无数次被打倒，打到眼冒金星。但无论发生什么，心里始终有一股劲：再来。

方正浩：还有一个很“中二”的理由。扎克伯格不擅长很多运动，最后却选择了格斗，他练的是巴西柔术，直接对抗性可能没有空手道那么强，但同样要见招拆招：判断对手要出什么招，自己如何应对。

我以前做过一项调研：纳斯达克上市公司CEO普遍会坚持某项运动，其中练格斗的人，企业业绩增长似乎更快。

曹玮钰：所以你真的是个擅长学习找标准的人，这回你又会拿纳斯达克老板的标准去要求自己。

方正浩：看完这个标准以后，我会又产生一种中二的......

曹玮钰：你又被点燃了。

方正浩：我又被点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