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海淀是“宇宙中心”，把徐传陞、周逵、刘芹、李良拉到同一个圆桌上，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毕竟这几位以及背后的机构，几乎就是过去二十年中国一级市场风云变幻的缩影。AI时代来了，围绕已经到来和即将到来的更大变局，这些顶级投资机构掌舵人们的思考正是一场“及时雨”。也难怪主持人投中信息CEO杨晓磊说，机会难得。

3月29日，在中关村论坛的“AI未来论坛：跃迁·投资·共生”论坛上，红杉中国合伙人周逵、高瓴创始合伙人李良、五源资本创始合伙人刘芹、经纬创投创始管理合伙人徐传陞围绕《AI新物种如何重构生产力格局》的话题，展开了一场高端对话。

表面上，这个话题谈的应该是AI变革下的技术和商业问题，实际上也的确如此，话头儿正是围绕OpenClaw龙虾开始的，但实际上最后我发现即使是这些顶级投资人，关心的核心问题还是人和AI的关系到底该怎么发展，人到底怎么跟AI相处，人的位置究竟在哪。

关于AI的问题，核心还是人的问题。

OpenClaw在GitHub上的爬升速度超过了过去30年的Linux。但徐传陞并不喜欢“龙虾”这个翻译。在他看来，OpenClaw是一种高度开放的授权，虽然它意味着更多的人拥有了重新定义工具的能力，但现在的顶多只是0.1到0.2的状态。

我大概能感受到他的顾虑，既怕大家没看到这个产品的真正价值，“给了更多人进入AI的入口”，又怕它成为短期炒作的噱头。徐传陞认为，“龙虾的出现促使大家思考，当一个系统真的走向全开放/全自动/全权限的时候，人到底可以拿它做什么。这个问题，比答案本身更重要。”

周逵认为，OpenClaw之所以有这么大反响，是因为踩中了大家的期待，一是更强的执行力，能连续控制各种动作，二是能理解输入，离用户更近。OpenClaw“推开了第一扇门”，门虽然开了，但它离企业级应用，或者说离真正的未来，还有一定的距离。

李良则提到龙虾解决了关于“Token是否有泡沫”的讨论。龙虾出来后，Token的消耗速度让大型模型厂商甚至在春节期间都在忙活算力的难题。“这就像最早发明了电，不知道有这么多用途，”。形态的上限正在打开，会有更多越来越好的产品出现，而无论是物理还是软件层面，共享的是AI本身底层的算法、人才的促进。

刘芹的视角则充满“生态感”，他认为OpenClaw的突破在于云编码能力，“Skill”的意义在于能自己调用工具，因此不能将他看做是产品层面，而应该是“全生态迭代的创新”。另外，OpenClaw有了类人的“主体性”，需要吃Token来完成任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刘芹的抽象能力依然很强，他认为如果仅从VC的角度看，OpenClaw还非常粗糙，但它已经基本定义了人工智能时代新范式的大致版本，会改变人们的行为模式、产业生态。最终改变人的心智。

但Agent有了龙虾，并且大模型公司的能力仍然在快速迭代，这也带来了VC们最关心的一个坑，如果模型能力上限在持续提升，现在那些做应用的创业公司，辛辛苦苦搭的“脚手架”会不会在半年后就成了废纸？

对此刘芹的答案是，不要担心没有空间，找到自己更独特的位置，想办法跟模型共生。这跟Anthropic CEO Dario最近在一档博客的回应挺合拍。周逵则认为，AI新物种的时代，创业者可以用更低的成本挑战更大的事情，这对创业者是一个福音，选对方向，不要站在防守方，站在进攻方。

“创业者没什么防守的”，这话听起来很是提气。

AI时代，VC该投什么样的人？过去的一个标准范式是，创始人离开大厂、寻找VC、融天使、搭档组织、招人。但徐传陞最近半年投了两个00后。出来创业的时候可能就两个人，但“自带团队”，身边是无数个AI在写代码、做分析。

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很多能力并不是“学会的”，而是一开始就具备的基因。比如在很多产品上的想法，他们不是在原来的SaaS框架里做局部优化，而是在重新思考，如果今天从AI和Agent的能力出发，一个组织内部的协同方式，是不是可以被重新定义？后面才是一些更现实的商业化问题。我理解这话的意思是，硬科技时代我们说VC要投早投小，AI时代整体上可能要靠后站了。

而面对这些AI Native，“老登”投资人们该怎么办？周逵回答的很坦诚，“挑战很明显”，原来年龄大、经验多是优势，所以有“一万小时定律”，但在AI Native的年轻创业者面前，这些都算不上优势了。所以“心里就没有那么大压力”，而且创业还是要解决具体问题，有清晰的商业模式，不要有思想禁锢，要看“你什么地方能帮上他”。

AI的快速迭代还带来了一个更深远的问题，过去VC们常谈“终局思维”，如果目前仍然是AI的早期阶段，“终局思维”本身还立得住吗？

刘芹认为，终局思维依然有效，因为如果没有一个长期的终局思维就没有目标，但要学会识别“快变化”和“慢变化”。所有快变化最终凝结的东西都是慢变化。模型泛化就是一种慢变化。对于“老登”们来说，挑战在于如何在信息爆炸的快变化中，识别出那些长期有效、能够构建护城河的慢变量。

李良提出要有“技术品位”，AI Native的核心，不是年龄，而是抛弃了原来的很多框框，把AI看成“伙伴”，而不是“工具”。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具有智能性的非人类主体，如果你还把它看成工具，“那格局就小了”。创业公司要将AI有机的植入到组织中，变成一个更高的、有效的团体。在这个过程中，投资人能做的，就是帮助公司变成一个能持续经营、有利润的经济主体。

前面聊的很多内容都是AI怎么干活儿，能干什么活儿。这是技术问题，由此带来的社会甚至哲学讨论是，如果活儿如果都让AI干了，人能干嘛？

对此李良认为，这个问题还是有些太早了。人是一个更独特的模型，要模拟完还早，AI谈不上创造力。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将是共生的状态。不过，我更关心的是，在这个共生和变革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产生大量“成本”，这些成本该由谁来承担，这可能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整个人类社会面临的重要课题。

刘芹则乐观的认为，从第一性原理上，AI只是高效压缩编译了它能看到所有东西。此前人类发明的科技，都是放大人类原来个体性能力，AI第一次人工智能想放大脑的脑力，擅长的是解决问题，AI24小时不睡觉，算力可以无限，但核心问题是，AI没有意义感，不会像人一样思考，“为什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因此人类存在的价值，从来不是简单地解决问题，而是要问问题，定义问题，从而找到新的意义感。

徐传陞则从更现实的物理世界切入。他看好人工智能在材料、疾病、癌症变异等基础科学领域的突破。机器不关心疼痛，但模型会参与解决疼痛，因为人类关心。这是一个深化的互动过程，背后也是个人能力、职业路径和社会分工的彻底重组。他同时也指出，这并不是单纯的技术性问题，未来10年到20年，社会一定会经历一轮结构性变化，需要家庭、社区、政府和国家一起参与，帮助更多人完成过渡，提供必要的支持。

最后杨晓磊提出了一个有些科幻的问题，如果AGI实现了，你会问它什么？李良想起了刘慈欣的小说《朝闻道》，“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解密宇宙和自己最深处的秘密”，但毕竟时间太远了，还是要多关注当下变化的过程。周逵关心的是AI有没有感情，如果有，那它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

刘芹“会问一个大家想不明白的科学问题”。但他仍然惯于思考大历史和哲学，刘芹指出，问AGI这种问题，那相当于把AGI当成一个人，即人创造了新的人，人类就是上帝了。“哲学上的终极问题，AI解决不了”。

徐传陞提到，类似的问题也抛向过马斯克，我印象中马斯克对AGI是极度乐观的，不然也不会有货币无用，人类解放的论调。徐传陞的思辨在于，向AI寻求终极答案，这种问题“带着西方造物主色彩”，相信存在全知和全能，与今天人们对AGI的期待类似。而东方哲学的语境，更强调人与世界的关系，“强调体悟、秩序和边界，而不是把所有问题都交给一个绝对答案”。

因此一场对话下来，你会发现顶级投资人们虽然还是会去捕捉每一个可能成为新物种的项目，但他们依然没有失去对“人”本身的关注，AI是否会关注“为什么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但这才显得这份意义感更加重要和珍贵，毕竟如果连人本身都不关注这个问题了，那未来又凭什么指望AI会去关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