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早投小”是创投行业的高频词。

从中央政策文件到地方引导基金，从国资平台到市场化GP，几乎都在强调要加大对天使轮、种子轮项目的布局。支持硬科技、支持原创创新、支持科技成果转化——“早期投资”被赋予了明确的战略意义。

但一个很少被严肃讨论的问题是：投早投小，到底应该投多少才算合理？

比例过低，是否意味着创新供给不足？比例过高，是否意味着风险过度前移？一个成熟市场中，早期投资通常占多大权重？

我们用中美市场近十年的数据，对这一问题做出了拆解。

数据显示，中国市场早期投资在VC阶段内的占比，不论是数量占比还是规模占比，都小于美国市场。从成熟市场经验看，在VC体系内部，早期投资交易数量占比维持在30%–40%区间，可能是一个相对健康的结构区间。中国近五年均值约28%，仍有提升空间。

但从中美两国一级市场的结构看，真正的问题可能不在于早期投资的差距，而在于退出渠道的差距。

美国的早期投资占比相对较高，是建立在拥有成熟并购市场和相对更多元的退出渠道之上的。而中国市场由于缺少庞大的PE生态和并购基金，VC不仅承担着创新的供给，也部分承担了成长和扩张阶段的融资角色。所以掣肘早期投资的原因，可能反而在后期阶段。

这意味着只有逐步完善退出机构，才能进一步提升“投早投小”的占比。

01.美国市场的答案早期投资占多少？

以美国为例。

在美国的PE/VC体系中，种子轮和天使轮被视为典型的早期阶段投资。按照交易数据统计，2015—2025年间：

种子轮和天使轮交易数量占VC/PE整体交易数量的20%–27%。但在交易规模上，仅占1%–2%。

这样的数据意味着在成熟市场中，早期投资在数量上具有稳定感，但在资本体量上并不主导市场。

换句话说，在美国市场早期投资仅仅是一个“入口”，而不是资本配置的“重心”。

如果进一步聚焦到VC阶段，情况更加清晰。

过去十年，美国种子轮及天使轮，只占到VC交易数量的35%左右，占VC交易规模6%–10%。

即便在2022年以后风险投资整体明显收缩的背景下，这一比例也未出现明显变化。

这反映出，在成熟市场中，早期投资不是周期性现象，而是结构性配置。对早期企业的投资既不会因为牛市而无限扩张，也不会因为熊市而彻底消失。它是创新体系中的稳定底层供给。

02.中国市场波动显著占比数据低于美国

对比美国，种子轮及天使轮交易数量在中国VC/PE市场中，占比略低于美国同期水平，且波动幅度更为显著。

2015年该比例一度达到35.0%，随后持续回落，在2020年降至13.8%的阶段低点。

2021年之后，占比逐步提升，并在近五年内基本稳定在17%—21%的区间，均值约18.5%。

相比美国市场长期维持在约20%—27%的区间内、波动相对平稳的结构特征，中国种子、天使轮投资占比呈现出更明显的阶段性波动。

我们认为，2015年-2017年，中国早期投资维持在30%或以上的高位，可能是由“双创”政策和移动互联网浪潮共同推动的。这一阶段，在政策导向和产业发展上，都为早期公司提供了良好的融资环境。

交易规模方面，中国天使及种子轮占VC/PE总交易规模的比例与美国的占比水平较为一致。2025年，中国VC/PE总投资规模约1.87万亿人民币，其中天使轮及种子轮合计融资金额约358亿人民币，占比约1.9%。

在2015至2025年间，该阶段交易规模在VC/PE总投资交易规模中的占比保持在0.8%–1.9%的区间。

进一步聚焦到VC阶段，中美两国早期投资的占比差距更加清晰。中国天使及种子轮占VC总交易数量之比，在近五年内基本稳定在 24%—32% 的区间，均值为28.4%。

这一数量占比的均值显著低于同期的美国约8个百分点（美国是35%左右）。

交易规模方面，2025年，中国VC总投资规模约6,300亿人民币，其中天使及种子轮合计融资金额约占5.7%。过去十年规模占比主要在1.5%–6%的区间内波动，平均值约3.7%。

对比美国过去10年6%-10%的区间数据，中国天使、种子轮交易规模占VC总交易规模的比例明显长期低于美国水平。

03.北上深比较，北京“数量占比”最高，深圳“规模占比”最大

从城市层面看，北京、上海、深圳三地的早期投资结构呈现出一定分化。

上海在早期投资的交易规模与数量绝对值上均处于领先位置，投资了354起，投资规模75亿元（见下表）

在占比方面，2025年，北京种子轮和天使交易数量占当地VC/PE整体交易数量的比例达到27.8%，在三地中最高；上海为19.0%，深圳为18.1%。

但若从交易规模占比角度观察，情况则有所不同。2025年，深圳天使及种子轮投资规模占当地VC/PE整体交易规模的比例升至6.8%，明显高于北京的1.9%和上海的2.7%。

这种“数量占比”与“规模占比”的错位，或许反映出不同城市在早期投资结构上的差异。

北京在交易数量占比上更为突出，可能与科研机构密集、创新项目供给较多有关；深圳在规模占比上的快速提升，可能意味着近年来部分早期项目的单笔融资金额有所抬升；上海则在数量与规模之间保持相对均衡。

04.中美市场的差异占比不同，结构也不同

从数据中我们看到，早期投资的占比在中美两个市场中存在差异。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中美两国的一级市场结构也同样存在差异。

在美国，PE募资规模长期远高于VC，并购资本在一级市场中占主导地位。成熟企业并购、产业整合、私有化交易构成了庞大的资本池。在这样的体系下，VC承担的是创新供给功能，而PE资本提供了退出和整合功能。

中国市场则呈现另一种结构。创投市场占比更高，并购基金规模相对有限。VC在中国既承担创新投资，也部分承担了成长和扩张阶段的融资角色。

这样结构上的差异可能意味着，美国的早期投资占比相对较高是建立在拥有成熟并购市场和相对更多元的退出渠道这两者之上的。

回到最初的问题。

从成熟市场经验看，在VC体系内部，早期投资交易数量占比维持在 30%–40%区间，可能是一个相对健康的结构区间。

中国近五年均值约28%，确实仍有提升空间。

但这种提升并不意味着简单提高比例，而取决于并购活跃度、IPO节奏稳定性以及成长轮融资环境的持续改善。如果退出结构无法同步完善，单纯强调早期投资占比，可能只是将风险前移，而未必真正提升创新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