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风险投资发展史上，曾经出现过两次创业潮，一次出现在2005年前后，另一次出现在2012年到2018年。如今我们所熟悉的明星投资机构、明星投资人，我们所津津乐道的投资案例、行业大战，故事的开头基本都能溯源到这两次创业潮里。可以说，这两场创业者对于中国风险投资行业的方法论、人才观、投资理念、投资工具箱的成型，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

也因此可以看到，在这本以“纪传体”为主要文本形式、全书14章的《中国风险投资史》里，有两章“破例”采用了“编年体”进行叙事——这样的设计，就是为了让读者感受到“风险投资人”这个群体有生命力的一面，让读者能感受到“风险投资”作为一个有理论有体系支撑的行业，也必然会发生迭代与自我革新。

但热闹大概是这两场创业潮仅有的“共同点”了。2005年那场创业潮的热闹，有着扑面而来的新鲜感、探险感：一方面，那是中国加入WTO之后的第四年，是WTO新手保护期结束之后的第一年，经历了一系列政策调整的中国市场期待着新事物的涌入，以激活庞大的市场潜力；另一方面，那是互联网泡沫崩塌之后的第四年，有5万亿美元的市值在2000年3月到2002年10月之间蒸发，欧美投资人们带着满身疲惫将目光投向充满朝气的东方。

可以说，风险投资是以“先进方法论”的姿态出现在了2005年，人们更多着眼于“创业”二字中的“业”，思考如何将硅谷的故事、华尔街的故事复刻出一个“中国版”。

2012年有着全然不同的氛围：一方面，2005年的风险投资人们虽然也同样经历过互联网泡沫，但那时候的“中国市场”是纯粹的配角，以旁观者的姿态目睹了一切，可到了2012年已经身为主角的“中国市场”完整地经历过了2008年次贷危机的冲击、明白了什么叫“冬天的使命”、哪里是“风险投资”的能力边界；另一方面，如果说2005年关于“风险投资”的传说都集中在硅谷和“八叛将”的故事，那么到了2012年，中国市场已经有能力写出一部全新的“一千零一夜”了。

于是发生在2012年到2018年的创业潮更突出“创”的一面，或者说中国的风险投资在那一年迎来了“自我意识”的萌芽。在合伙人机制、传承体系还没有办法厘清的情况下，大量风险投资人选择以“创业”的方式，兑现自己的观察、思考、认知，尝试构建一套与“2005一代”全然不同，更充满“自我表达”的规则。

用自己的办法，再赢一次。

读书会嘉宾：青山资本创始合伙人张野；知为小课堂创始人前云九资本合伙人王京；投中网编辑曹玮钰、蒲凡

为什么选择高榕的故事，作为VC2.0的开头？

蒲凡：我们这一段对话是围绕着《中国风险投资史》的第七章《中国VC期待2.0》展开的，在这一章里我们记录了一段发生在2012-2018年之间中国风险投资人的创业潮。这六年选择创业的中国风险投资人大多都很年轻，开始涌现出70后乃至80后的创始人，并且他们大多充满了先锋主义色彩，在他们的机构、组织架构里尝试了很多新的东西。所以我们本能地习惯性地将这一波创业潮称为“2.0”，用来表达一种期待，也用来进行一种抱怨——曾经的那个风险投资似乎有点老掉牙了，新的一批创业者需要一个新的风险投资。

我想先问一下我的同事曹玮钰老师，你选择用高榕的故事作为开场，我想知道你希望用这个故事来传递一种什么样的情绪？

曹玮钰：我们投中研究院会评选出一份叫做Supernova的榜单，每年会评50位非常年轻的投资人上榜，还会围绕这些年轻人举办相关的分会场、Panel和访谈。这份榜单做了三年，最大的感受就是每一年的人选变化都非常大，每年50位的重合度非常低，尤其是这几年行业分化的情况下，这一点变得更加明显，共性非常难以总结。

所以我有一个很强的感受就是“势比人强”，人是跟着势走的，我们这个行业多多少少有点靠天吃饭的感觉。这种视角其实跟我看待2.0的感受有些相近。

为什么我这一章会用高榕来做开头？我先带大家读几句话，这一部分来自小节“少壮派的出走”：

2013年9月某个晚上，在厦门市郊的一座山上，两位70后和一位80后投资人喝下几瓶酒，大醉一场，当晚他们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离开IDG，创办高榕资本。今天若要追溯VC2.0时代的起点，你会发现正是那场酒局和三封递向IDG的辞呈。那一年是IDG扎根中国的第20个年头，也是“七长老”掌握话语权的第十年。

为什么描写这个场景？首先，高榕是VC2.0的代表机构，这是行业共识，他们做得很好，尤其是在拼多多这个非常经典的投资案例上。其次初衷其实很简单，写这一章时我们做了大量案头工作，我在其中发现了这个故事，觉得非常适合放在我们的创作里，可以让整个故事更加生动，所以就把它放在了开头。

蒲凡：所以意思是大家创业类似于一种酒后冲动？

曹玮钰：冲动肯定是有的，很多事情就是要靠冲动才能促成，但更多的是形势推着人走。这几年行业不好，大家特别爱反思，包括刚才第一场的朱啸虎朱总，他这几年总说“历史总是在重复着它的韵脚，它不会重复，但会重复它的韵脚”——当形势大于人的时候，势会推着人走。包括高榕在内的VC2.0投资机构，我相信他们都是被形势推着走的。其实我们supernova每年上榜的年轻投资人，他们本身也都非常优秀，但同时他们很大程度上也是被势推着走的。

从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到风险投资人

蒲凡：我听出来好几个关键词，有迫不得已、有时不我待、有中年焦虑——这些的情绪和洞察是否准确，就要交给两位嘉宾来评判了。不过我想先把话题抛给野哥。

我们作为这本书的作者、投中网的编辑，是旁观者的视角。青山资本虽然2015年成立，但此前你是纯音乐人，我觉得你也是个旁观者，甚至跨度比我们还大。因为我们是学写作的，需要上写作课、搭框架、写提纲，这部分其实是理性的。而你是从充满感性、随性的艺术创作角度来观察这个行业的。

所以我特别好奇，2015年你选择成立青山资本时，眼中的风险投资是什么形象？为什么作为一个音乐人，你会觉得风险投资可以成为你的职业选项？

张野：对，我自己也很好奇。以我现在的信息量，再回到2015年从头看，可能会有更宏观的视角，或者更完整的框架感，去理解风险投资行业的结构变化、结构性机会，理解中国技术变革周期到了哪个阶段等等。但在我当年创业的时候，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处于哪个技术周期、哪个生态位，也不知道在风险投资这个行业里，巨量的增量市场中可能存在很多年轻人的机会。创业初期只是因为热爱这件事才创业，回头看，可能是把握住了时代脉络中的一些幸运机会，但在当时那一刻，我根本不知道这些。

蒲凡：你为什么觉得它能成为你的职业呢？你当时知道什么？

张野：这很有意思。2012年我从俄罗斯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作曲系研究生毕业回国，做个人天使投资，在那之前就决定了要回来做投资，毕业前就定好了。但这个决定是怎么来的？其实从08、09年开始，我就在想以后要从事什么职业来养家糊口、谋生，想来想去觉得音乐不合适，因为音乐实在是——

蒲凡：没钱？

张野：对，不足以活得很体面。当时我在很多行业里做选择，看了房地产、国际贸易，也看了传统金融的各个领域，但阴差阳错地在2010年看了一部电影叫《社交网络》，主题是Facebook的创业故事。里面有一位天使投资人长得非常帅，夜夜笙歌……

蒲凡：所以你觉得长得帅就应该做风险投资对吧？

张野：我觉得夜夜笙歌是个挺好的工作（笑）。电影里，一位天使投资人在非常非常早期发现了扎克伯格，机缘巧合之下决定给他一笔钱，让他把事情做大，多年后成就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投资之一。当时我看了特别激动，心想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一份职业，既能在幕后，又能跟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企业家或最优秀的大脑共事，这和我当时学作曲是一样的——学作曲也是要在幕后和众多表演艺术家、演奏者共事的过程，蛮像的。我觉得这个职业很好，还能赚到很多钱，所以就决定毕业回国做投资，这个决定其实挺巧合的。

蒲凡：那我再问具体一点，做个人天使和成立公司做投资是两码事。做个人天使时可以跟着自己的性格和爱好来。成立公司后，你肩上就背负了很多同事的家庭责任，他们的开销、生活，还有很多人的期望，这时候你可能不得不选一个榜样。你当时有没有投资偶像？或者说，你当时是怎么观察那些职业投资人的？

张野：做机构也是机缘巧合。做个人天使两三年后，我运气比较好，交了一些好朋友，他们说看我做投资还行，挺靠谱的，要不然大家每人出点钱做个基金，让我来管。我想，别人给钱让我做投资，不是比用自己的钱投更好吗？当时也没意识到机构和个人投资有这么大的差别。所以2015年在几位朋友的支持下，成立了青山的第一期小基金，过程非常机缘巧合。

偶像、榜样，这个真没有。一是没找到，二是确实没有。

蒲凡：觉得各位都不值得你抄？

张野：确实没有跟我的背景履历相近的，所以不好借鉴。2015年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尾巴，在2013-2015年这段时间里，中国像我们这样新成立的小基金没有1000家也有800家，我们是这800到1000家里条件最差、基础最薄弱的。其他大部分同行都有很多年的行业积累，要么是创业成功、财务自由后做投资，要么是在其他机构积攒多年经验后出来单干，要么是产业相关人士往前沿领域做投资，都有一定的积累和资源。

像我们这种完全从零开始、毫无积累和经验的基金管理人，在行业里非常少见，在中国少见，美国也少见，所以找不到可借鉴、可对标的对象，没法说选一个情况跟我差不多的人，学习他的发展路径，真的很难找到。

VC2.0之前，很多大机构本质上都是“中国分公司”

蒲凡：京哥，你也是2014、2015年出来创业对吧。

王京：是2015、2016年出来的。

蒲凡：当你听说野哥这样的创业者画像进入风险投资行业时，你觉得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因为在我们的认知里，风险投资人就该是朱啸虎这样学数学的、智商极高、在华尔街打拼过，带着丰富经验和超高智商回国的精英。但野哥就类似于“门外的野蛮人”，带着完全不一样的规则、理解和审美冲进来，还拿到了好成绩。我觉得野哥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我们对VC2.0的刻板印象——

我们一直觉得这段时间之所以涌现出这么多机构，就是因为移动互联网太发达，带来了太多可投资标的，让大家的成功变得更轻松了一些。所以我特别好奇，京哥，当你看到野哥这样的机构时，觉得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王京：我先回应一下野哥刚才的发言，有一句话我特别赞同：很多事情回过头看，你会发现当时做的那个决策其实非常微不足道、非常随机，没想那么多。

投资也是如此。过去这么多年我们投资的每一个案例，你既可以说投的时候对它寄予了巨大期待，也可以说投的时候没觉得它有多厉害。回过头看，可能就是过去某个很小的决策改变了很多东西。就像野哥说自己出来做基金一样，我们当时出来也是这样，触发点其实是一个非常微不足道的小事情，现在回头看才发现如此。

所以要回应你怎么看待那个时代新进来的VC们，很大程度上还是要回到那个时代去看——那是一个非常丰富、蓬勃发展的时代，是大浪潮下涌现出的一个个小浪花，我今天是这么看的。

蒲凡：曹老师在本章开头描写了高榕创业的慷慨激昂，有誓师酒，你们当时是什么场景？

王京：听真话还是听假话？

蒲凡：听爽话。

王京：那就说点真话。其实跟所有人一样——书里也写过——VC2.0的出现跟VC在中国的发展脉络相关，本质上是在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围绕合伙人机制，大家对话语权、利益分配，以及自己希望在这件事里扮演的角色，进行了一些讨论，是这些讨论促成的结果。

至于我们有没有摔杯子、喝酒？好像是去阳澄湖吃了大闸蟹，然后决定自己干。

曹玮钰：听两位嘉宾聊下来，我受到了一些启发。我们之前对VC2.0下定义、找切入点时，更多是从那些“苗正根红”的机构出发——比如从美元基金或大的人民币基金做到很高位置的人，因为利益分配和话语权失衡，选择出来自立门户。但刚才聊下来，我觉得二位拓宽了我对2.0的定义理解。

王京：我个人觉得这个话题很有趣，对“VC2.0”这个名字也很感兴趣，今天来的路上一直在看这一部分内容。现在回头看，我觉得这一定是风险投资在中国发展的必然阶段，必然会经历这么一个过程。从一个角度看，你可以把这个阶段的某一个切面理解为大家对话语权的分歧；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风险投资这个“游戏”进入中国后，第一次实现本土扎根。这个说法完全成立，因为在2.0之前，所有大机构本质上都是全球美元或美国品牌机构在中国的分公司或代理人。

曹玮钰：我们爱叫“代理人”。

王京：对。在那个时代，这是基于中国新一代投资人成长起来后的第一次落地扎根，从这个角度说也完全没问题。

为了学会风险投资，我让创业者来我家办公

曹玮钰：我记得这个观点之前蒲老师也跟我讨论过。

蒲凡：对。这本书的每一个章节都有两三百字的导语，说明这一章讲的是什么。写到2.0这一章时，我用三个字点题——“做自己”，意思就是“我憋屈太久了，我要做自己”。但我在想野哥你会不会有相反的感受，就是你反而不做自己了？因为我查过你的资料，发现你创业后去补课了，去了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还去美国读了MBA。你为什么有这个冲动？是觉得创业几年后发现自己有不足，需要改进？还是说你的投资观出现了一些bug，需要修正？

张野：对。2012年入行做投资时，我很清楚自己完全不具备投资所需的知识。那我是怎么做的？我做了几件事。补课其实是后来的事，而且没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前两三年的学习过程。我记得我投的第一个项目，是在中关村的咖啡馆认识的一个做互联网教育的创业者，我投了50万人民币的种子轮，当时只提了一个要求：你来我家办公。

蒲凡：为啥？你是要监督他吗？

张野：为了学习啊。你知道自己的第一笔投资大概率不会成功，那至少要把钱花在刀刃上，该学的东西得学到，哪怕是交学费，也得交得值。所以从2013年1月份开始，这位创始人每天早上8点来我家，拿着两个包子和粥把我叫醒，然后在我家写代码、工作，整整一年时间。我每天从早到晚跟着他，从设计logo、录入试题，到招人、谈商务、找融资，一系列事情都全程参与。

到2013年年末，我大概知道了什么是互联网、什么是创业。虽然只有模糊的概念，但我觉得可以投第二个项目了。之后就这样一个接一个地投下去。当你进入一个新行业，一定要抱有很强的敬畏之心，这不是随便玩一玩、玩票就能成功的行业。

尤其是VC，它处于商业食物链的偏顶端位置，需要很多沉淀和思考。我们只是赶上了那个时代的好机会，但你要把时代的机会变成自己学习的条件。

曹玮钰：正好八卦一下，这个项目最后成功了吗？

张野：最后卖给了“一起作业网”，还赚了一点钱。

曹玮钰：那你这个开局很不错啊，我听下来感觉你有点“养成系投资人”的意思。

这份职业，要求你压缩自己的情绪

蒲凡：但我特别好奇，我刚才问的重点其实是“做自己”。像京哥，在独立创业之前，在光速、险峰等大机构都有过工作经历，他有在职业路径上“做自己”的冲动，但野哥你是音乐人，音乐人的“做自己”是自由表达、灵感迸发，那种爽感和风险投资人要的爽感不一样。

你第一次在风险投资中获得的爽感是在哪个瞬间？

张野：爽感我想不起来了，但我相信肯定是有的，只是回忆过去五年，好像没怎么出现过。不是这件事让我不爽，而是当你进入这个行业，就会用这个职业的框架来要求自己——这个职业需要压缩你的情绪波动，把你的爽与不爽都压缩在一个很小的区间里，或者用行业里的专业词“阈值”“延迟满足”来说，它要求你不能太爽、不能太上头，也不能太不爽。

举个小例子，什么叫“不能太不爽”：几个月前我们收到一个很不好的消息，我们投资的一家企业的创始人被发现在酒店自杀了，留下了太太、孩子和一堆负债，当时真的非常难受。但我们公司只是找了个时间集体默哀了一分钟，决定资助孩子到大学毕业，之后就立刻调整过来，不能让任何情绪影响下一次投资判断，不能去想“这个人会不会某天也这样”。

只有把这些情绪波动、爽与不爽都压缩在小区间里，你才能长期在这个“牌桌”或“棋桌”上，用有纪律、能抽象、可持续的方法去执行投资。这是职业要求，没办法。

曹玮钰：我听下来有个感触，野哥对这份职业的习得能力非常强，但同时也很割裂——你还有电子音乐人的身份，音乐人搞艺术肯定是非常感性、非常自我的状态，这和投资人的职业素养完全是两个极端。你怎么处理这种割裂感？

张野：确实有点割裂，我自己也不太能处理好。做音乐的时候就稍微像个音乐人一点，做投资的时候就像个投资人一点。投资是我的工作，音乐只是我的爱好，所以在做爱好的时候会稍微放松，但大部分时间在工作中，就要用工作的纪律性来要求自己，只能这样，确实没办法平衡。

我之前也以为能在感性和理性、放纵和纪律之间找到平衡，但目前还没找到，希望以后有一天能找到吧。

风险投资不会因为“年轻人”而改变

蒲凡：而且我特别想说，野哥这种性格在80后或VC2.0时期显得很鲜明，但越往后，强调个性、感性、随心的人会越来越多，比如现在的90后、00后。如果我们认定风险投资是有未来、能不断吸引年轻人的行业，那我们会不断迎来更多类似“野哥”这样的人进入行业。

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京哥现在在做的事。我经常用一句话来形容京哥——“How dare you”，他敢把风险投资编成教材，现在在做自己的知为小课堂，每场大课都有上百个投资人来听，其中大部分是年轻人，95后、00后乃至大学生。

野哥刚才提到的那些来自职业层面的自我要求，从你的上课经验出发，你觉得他们好接受吗？他们能处理好这个问题吗？按我的刻板印象，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不适应风险投资的职业标准了。

王京：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每个问题都容易得罪人。坦率说，新一代年轻人确实越来越不愿意过过去那样的生活方式，这是客观现实。但就像野哥刚才说的，风险投资行业的自身要求不会随着年轻人的变化而变化，它有自己的规律和方法，不会因为年轻人自由奔放，行业就跟着改变，它还是有自己的规则。所以只能说年轻人可以寻求自我，但必须满足行业的要求，大家要在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去接纳这个行业。应该这么理解这个话题。

蒲凡：我听说你的课堂上经常有辩论？

王京：对。

蒲凡：你要不要举个例子？有没有什么风险投资的规则，你和野哥都觉得投资人应该遵守，但年轻人却觉得“老子就是不认”“这套我就要推翻”，就像你们当年推翻VC1.0一样？

王京：其实还挺多的。我2009年入行做投资，接受过风险投资行业早期比较规范化的训练，这些训练让我到现在都会保持一些比较“老登”的习惯。比如做行业研究、行业Mapping，看一个项目要把相关的资料都看完。但很多年轻人觉得不需要这么做，甚至认为只要把社交做好，社交能力足够强，知道大佬们在做什么，和FA关系足够好，自己不用学习和理解，也能投出好项目。

当然这不是对错的问题，更多是风格差异，或者说是否愿意打磨基本功的问题。

青山为什么喜欢做研究报告？

蒲凡：我觉得这个话题也很适合野哥。因为青山资本最出名的就是研究报告做得特别好，经常出圈。我特别想问，青山做这种风格的研究报告，是你的想法吗？

曹玮钰：对，我也很好奇。青山通常会围绕消费或新人群方向，每半年出一份非常细致、篇幅很长的专题报告，每一篇的流量都很好，做得非常不错。我也好奇你们为什么会有这样偏投研的动作？

张野：对。我们的研究报告从第一篇发布到现在，应该有七八年了，有关于Z世代的研究，也有关于银发群体的研究。今年最新的报告也很出圈，还有关于婚姻、甚至MBTI的研究，这些报告在行业里很受欢迎，数据能证明——大部分都是公众号10万+，而且我们公众号发文章很少，但粉丝量很大。

一开始做报告只是想记录日常，因为青山是个非常讲求脑洞的机构。除了投资研究，我们很喜欢探讨一些和行业没太大关系的话题，尤其是关于人、人的变化、年轻人、社会现象，然后把这些和科技周期结合起来，预测或畅想未来人类的样子，有很多这样的思考和探讨。

后来有一天想着，不如把这些内容整理一下，梳理出一条主线，和同行们分享分享，就是这样的初衷。我忘了第一篇报告是从哪个角度切入的，但发布后反馈非常好，很多同行说会内部学习，还来找我们交流，不少大企业也邀请我们做报告研究的同事去分享报告之外的内容，这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正反馈很及时，所以就一直做了下来。

蒲凡：没人骂你们吗？比如“青山凭什么？一个玩音乐的还敢做报告？”平时我们看的报告都是经纬、红杉做的，How dare you？

张野：可能他们看报告的时候不知道我是玩音乐的吧，知道了可能就会骂了（笑）。不过没有，我觉得现在的人还是很理性的，好就是好，喜欢就是喜欢。当他觉得你的报告好，就会忘掉你是谁，或者不在意你是谁；但如果你的内容模棱两可，原本的质疑声就会被放大。

蒲凡：其实我是想跟你共情一下，因为你也是创作者，我们写书也算创作者。我写书的时候经常有个焦虑，就是“我凭什么”，就是这个问题。

张野：这个问题其实挺好的。我还有一件事刚好能跟你共情。我的音乐爱好这两年已经比较稳定地在输出，但我一直在想，除了自己写歌，我还能为中国电子乐行业做些什么。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合辑叫《CHINA EDM, Vol.1》（又名中国电子舞曲合辑），名字起得很大，跟你们这本书的名字一样大（笑）。

但我刚做的时候也在想，电子音乐行业的从业者或艺术家们会不会想“你们是谁啊，凭什么做这个？”但换个角度想，这个事情需要有人来做，既然别人没做，为什么不能是你？所以你们做这本书，我觉得是对行业很有帮助、也需要有人来做的事。

风险投资人，需要找到个人的方法论

蒲凡：对。包括京哥做这个课也是一样。

王京：对，你私下也经常问我这个问题。我其实对这句话挺有感触的，因为面对这么多年轻人，他们表面不说，心里可能也会这么想。所以在他们说之前，我会先问自己“我凭什么？”。对于这件事，我觉得第一步是认清自己的定位：我做这件事不是教育大家、教育市场，而是帮助大家，我觉得要把“教别人”和“帮别人”分开。

蒲凡：很抽象，怎么分？

王京：“教别人”是我觉得自己是对的，把我的方法教给你，让你照着做；“帮别人”是我分享我的经验，启发你，最终帮助你形成自己的东西，这是我们课堂上经常讨论的话题。

我们在课堂上跟大家说得最多的就是“不要听我的结论，那只是我个人的观点，我说的任何结论、方法都是为了启发你，让你看到原来别人做过类似的事、有过这样的角度，希望你能发挥自己的想法，得出自己的结论”。我始终认为，风险投资本质上是一个以个人方法论为标杆的行业。

所以我跟大家交流的所有话题都集中在基本功上。为什么我们的课堂上有很多80后，甚至干了5年、7年、10年的人都来听？因为大家更多是来交流基本功的。所以我严格划分界限：我是在帮助大家，不是在教大家。“帮大家”就不存在“凭什么是我”的问题，而“教大家”我肯定没这个资格。

曹玮钰：我还有个冒昧的小问题想抛给京哥。蒲哥之前问过我，写《VC2.0》这一部分有没有遗憾，其实是有的——我在构思结尾的时候被难住了，我该怎么写VC2.0这个群体目前的处境？怎么从更高的角度给一个happy ending？我发现做不到，很难。因为这一批人的处境，肯定比不上他们当年最意气风发的时候。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有没有VC3.0？目前看来是没有的，可能有些机构会说自己是3.0，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和2.0不一样。但至少我们团队公认的观点是，国内的VC没有传承，所以不会有3.0。

我想问京哥，你之前从光速这种苗正根红的机构出来，也算出身苗正根红的2.0一员，现在选择的方向其实不在我们所谓的“牌桌”之上。你这么做，是想以自己的方式重新胜利、再赢一次，还是觉得这个游戏玩不下去了？

王京：问得非常好。第一，我没觉得自己能再赢一次，我还一直没赢呢，我一直在路上。第二，我也没有下牌桌，只是换了一种身份、一个视角，这也是基于我对VC3.0的判断才选择的路。本质上，我是在帮助大家、跟随大家、陪伴大家一起探索3.0，我认为VC3.0一直是存在的。

曹玮钰：你相信有VC3.0吗？

王京：当然相信。

蒲凡：其实我觉得今天的这场回答，就是一个不错的“结尾”了。像野哥仍然愿意回到投中的舞台，仍然愿意以投资人的身份出现在大家面前，这其实就是一个happy ending。

王京：还有一个点，我现在做的事情是为行业输送新鲜血液，如果3.0不存在了，我做的这件事就彻底没意义了。我之所以做这件事，恰恰是因为我从根本上相信3.0存在，才希望为3.0提供更多有生力量。

如果穿越回十年前，你会给自己什么样的建议？

曹玮钰：最后一个问题。假如有机会穿越回十年前，回到你们准备创业的那个冲动的年份，你们能跟十年前的自己说一句话，会给什么建议？

王京：如果是我，我会all in拼多多和头条。

蒲凡：我们不开天眼，只针对你自己的个人职业来说。

王京：不开天眼的话，回到个人职业上，坦率说，我觉得还好。

蒲凡：没建议？

王京：没什么建议，不开天眼的话。因为人都是有局限性的，哪怕我现在知道所有故事、所有结局，回到当时还是有局限性，还是很难做出all in拼多多的决策。

蒲凡：就是现在的王京，告诉十年前还留着长头发的王京，让他投拼多多？

王京：对。那个王京绝对不信。即便你穿越过去，告诉他未来世界是什么样，他也绝对不信，他一定会告诉你“这个世界会变化，我在平行宇宙，你说的不见得是对的”。因为十年前的王京才33岁，他会认为自己是天选之人，会觉得自己非常正确。

每个年轻人都是这样，这就是年轻人。

蒲凡：野哥呢？

张野：我可能会提醒他一下，这件事比他想象的要难很多——尤其是他做这件事的时候刚好是行业顶点，马上行业就要下滑到谷底，会非常非常困难。另外也会鼓励他，这件事比他想的要简单，因为没有定势，什么样背景的人都可以做。

只要你足够热爱，你在VC行业里就一定会成功

提问1：我想问一下，你们现在做的投资里，能不能举一个例子，就是你们特别看好但现在大众并不熟知的项目？谢谢！

蒲凡：他可能想问的是，你们有没有什么觉得特别值得炫耀，但其他人看不懂的项目。

张野：因为我们是做天使投资的，天使投资必须非常乐观，会觉得自己每投一个项目都是大家现在不知道但未来会很好的。最近确实有一个我们的新项目，之所以叫“新”，是因为它在国内没什么声音，也没开始销售，但在国际市场和资本市场表现得非常好。产品很有趣，可能跟大家的日常生活都相关，如果有需要，大家可以看看能不能代购买到，它叫Even Realities，是一款眼镜，能大幅提升工作效率。

今天是Panel论坛，我没带来，但如果是演讲，自从有了这款眼镜，我再也不用背词、不用提词器了。你可以用它做任何想做的事，它已经帮了我很多，大家有兴趣可以去了解一下。

王京：实话说，可能没有。没有哪个项目是我内心特别看好，但大众都不熟悉、其他投资人也不看好，就我觉得好的。

曹玮钰：在投资生涯里，有没有哪个项目现在想起来会拍大腿，觉得特别遗憾的？

王京：过去太多这种案子了，我说一个写在我日记本里的——至今那句话还在我们公司微信群里流传。我说那是一个让我看完流眼泪的项目，就是早期看商汤的时候，当时价格非常便宜，有机会投资。

蒲凡：流眼泪是感动得流眼泪，还是错过了流眼泪？

王京：是感动。当时在那个时间点看到那样的技术，觉得太厉害了——在当年，我们看到了它未来的一些技术，一些当时还没展现出来的东西。但因为种种原因，最后没投，所以特别遗憾。不过现在已经很少有这种体验了，实话说。或者反过来也能回答你，现在投的每个项目，我都觉得挺好的。

提问2：谢谢！我现在是在校生，可能比较符合你们之前讨论的年轻人话题。因为我在这个行业没什么经验，只实习过几段。目前遇到的问题是，网上很多人说VC行业不适合作为应届生的第一份工作，因为它需要很多太high level的能力，他们更建议应届生去做更solid、更偏乙方的工作，积累一些hard skills。所以我有点不知道怎么判断自己适不适合这一行，适不适合一毕业就做这一行，但从感性上来说，我还是非常喜欢的。

张野：我的说法可能不一定客观，因为我自己就是应届生入行做投资，而且现在还在做。所以如果问我，我只能说没有定势，是不是应届生不是决定性因素，关键在于你是否把它当作自己人生最后一份职业来做。哪怕还没毕业，也可以做。

王京：这个问题在我们课堂上每节课都有人问，因为有很多应届生。简单说，我是这么看待这件事的：风险投资行业最大的魅力，不在于你准备好之后再投一个好项目，而在于你有勇气去做这件事。这个行业，我认为不要听别人说“适合”或“不适合”，先问问自己内心是不是足够喜欢——这一点比任何因素都重要得多。

只要你足够喜欢这个行业，愿意为此付出时间、精力和脑力，就一定能在这里成功。这句话我可以百分之百告诉你是对的，别的行业我不知道，但至少这个行业是这样。绝大部分没走下去的人，最终你会发现，他们放弃的本质原因，都是不够热爱，或者对这件事成功的信念不够强。如果让我回答你，这就是我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