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炜并不掩饰自己的矛盾。

作为昔日硅谷老牌基金首批成功的中国管理人，周炜对自己的投资手笔十分自信，不论KPCB时期，还是创办创世伙伴CCV之后，他自认做到了现有条件的最好——35%的独角兽命中率，6年便将基金DPI做到1——如果你对当下基金普遍业绩有所了解，便知这已是不低水准。

矛盾源于更大的野心。周炜目前的焦虑是，CCV成立6年，虽然已经投出4个IPO和8个独角兽，但尚无一个所谓“超级案例”傍身。如何在普遍遇冷的周期，再次投出像京东那样的代表作，重回超一线的领跑者，这是周炜定义的“再次跑赢”。

风险投资市场是个信息不对称的行业，基金的真实业绩往往并不易得，外界对基金的认知很自然就落在了那些高知名度的“代表作”上。在烈火烹油的移动互联网时代，那些抓住机遇与超级案例实现深度绑定的基金，可以吃到最大的投资回报，也收获了几乎一劳永逸的市场名望。而剩余玩家，难免暗淡一些。

再战跑赢的机会还存在吗？不知道。但周炜很清楚自己想要的位置，也依旧坚守着自KPCB时期承袭下来的投资审美。对于当下的状态，他这样描述：不会满足于现状，也不愿随波逐流，不会轻易找到一把‘椅子’坐下。

毕竟，矛盾也是事物发展的动力。

主持人：杨晓磊，投中信息CEO，学习积极分子，投资圈隐形KOL

嘉宾：周炜，创世伙伴资本（CCV）创始主管合伙人，不肯找“椅子”坐下的投资人

VC模式，并非“放之四海皆准”

杨晓磊：你之前公开提到一句话，宏观变化不是摆烂的理由，这是对自己说的吗？

周炜：可以这么理解。春节到4月底这段时间，美元基金的市场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那时很焦虑，每天找很多人谈，试图想清楚未来到底什么样子。

4月底我想明白了，既然环境这样，无非就是判断还能不能干，能干，环境对谁的影响都一样，就不是需要考虑的变量，在决策和思考体系就要剔除。其他没什么意义，不然就成祥林嫂了。

杨晓磊：所以你的结论是还能干？

周炜：对。这个时代中国市场的某些条件甚至比移动互联网时期还好。只要不被打断，中国的“机甲时代”一定会到来。

杨晓磊：问题捋清楚以后，你在投资和管理层面做了哪些调整？

周炜：我们基金是团队作战，前五年一直是温和友善的环境，现在更强调精英文化，针对有成绩的人给机会。现在大家面对的是场“完美风暴”，需要每个人都是最好的。

杨晓磊：怎么描述这场“完美风暴”？

周炜：有点像一个电影情节，一面激光大过滤器网格正向我们迎面移来。只有两类机构能突破：一种是巨大无比的，有不同资产类别，能量护盾大到把过滤器撞破；另一种是尖尖的锥子，某个打法有专长，可以直接从网格中间穿过去。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自己变成尖锐的锥子。

杨晓磊：我们常给基金做尽调，发现美元基金的业绩普遍没有想象中优质，一方面，可能跟赛道转换有关，移动互联网这类过去高速增长的赛道不再，另一方面，这跟打法有关系吗？美元基金到底应该坚持一贯打法，还是应该更像本土派，广撒种子，追求更强的确定性？

周炜：美元基金过去十几年的打法是对的，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数学算法。大多数人民币基金不是纯粹的VC打法，更像PE打法，所以我认为这是PE和VC打法的区别。不过千万不要认为VC的商业模式“放之四海皆准”并能持之以恒。VC模式有点像桃花水母，只能在非常干净的水里才能生存。

杨晓磊：这个观点挺特别，展开说说？

周炜：VC的商业模式相对脆弱，只能存在于生态环境非常好，创业、创新这些要素都存在的情况。这些年VC太热了，以至于大家认为这是一个全宇宙存在的东西，其实不是。VC成规模的存在超过20年的国家和地区，只有中国和美国还有半个以色列，其余市场基本消亡了。日韩基本都是CVC。欧洲也很难找到纯粹的VC。

中国过去20年高速成长，VC获得高回报是正常的，但当市场进入另一种状况，那就不一样了。

杨晓磊：投资也分“大小年”，哪些年算得上好年份？

周炜：2005年真是个大年，大量外资机构进入中国，本土品牌密集成长，一批特牛的创业者做出了特别好的东西。另一个好年份，2008年到2009年，所谓“金融危机”时期。2011到2012年也是大年。一大批成熟的创业者再次出发，成功率很高。

今年呢？我本来认为是个好年份，因为好项目可以用合理估值投，但这两年又有个特有趣的现象，泡沫已经让估值透支好几年，估值只能上不能下，比较尴尬。

杨晓磊：不同的年份应该怎么投？

周炜：拉平去投。某个年份集中投资，我认为是一种投机。假设基金的投资周期是3年，投资就应该均等在这几年，这才是对抗风险的方式，所以我们有portfolio的概念。

杨晓磊：今年很多机构都放慢了投资节奏，CCV呢？

周炜：一直都很平均，一年二十个左右。人民币基金正常投资，美元基金今年有些压力，适合投的项目没那么多。但我们最近发现，海外华人有一些不错的创业项目，我们叫中国企业家的溢出效应。

杨晓磊：本土企业出海的故事，真的走得通吗？

周炜：只要大格局不波动，我认为是通的。中国的产品出海是最容易的，产品链条完整，人机交互做到很好，交付即可用。现在的中国有些像七十年代的日本，如果没有外部干扰，应该会有大量中国企业爆发式的往海外冲，发展出一大批世界级企业。

相对而言，我更看好中国企业家直接在异国创业，而不是在中国做了企业再出去。中国的创业环境，用《三体》的说法叫“黑暗森林”，这种环境出来的企业家，在纯粹能力上明显比海外企业家强一些。

杨晓磊：元宇宙呢？美元基金都在布局，但它到底是大平台，还是眼下美元基金没什么可做，但应该去关注的题材？

周炜：很多人把元宇宙和Web 3.0等同。起初可以划等号，但现在大家谈的Web 3.0，我认为只是浮在元宇宙上的一些应用。简单的说，我赞同元宇宙是下一个类似互联网的大平台，Web 3.0只是其中类似支付宝这类应用层的东西，算是元宇宙的一个重要环节。

元宇宙本身非常有价值，问题是一群人混进来，借这个名做别的事。但那是元宇宙有问题吗？不是。Web 3.0技术本身是个好东西，但也有很多人把它当作炒币的工具，自然就产生了问题。另外，这些东西还在初期，真正有价值的并不多。换句话说，现在跟九几年互联网刚出现时一样，很多泡沫。

杨晓磊：美元LP怎么看待元宇宙？

周炜：还是希望VC尝试新的东西。

杨晓磊：你们怎么布局？

周炜：我们目前看的方向介于2和3之间，看一些所谓的基础设施，比如说安全、审计和通用技术等等，但还没有在所谓的核心圈子出手，那里应用层的东西太多了，跟我的观念相悖。

杨晓磊：展开说说？

周炜：我是创业者出身，有一个持续增长的价值对我最重要，但Web 3.0大部分应用目前看不到场景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如果投资人很难等到真实价值产生后分利润的那天，就得想办法立刻变现。Web 3.0是要求快速变现的，对于我们这样的投资机构，底层逻辑和组织结构不能支撑这种快进快出。

VC做投资，安排退出一般是一年后甚至更长周期。但在Web3.0，动不动就是个把小时，应用层也迟迟看不到真实场景和价值累加，这是主要矛盾。

但我还是坚信，无论到Web几，持续创造价值的模式总归有价值，我们也坚持在自己的能力圈范围内做投资。如果尝试一段时间，发现不是我们能handle的，也不是什么致命问题。专注自己擅长的就已经足够好了。

杨晓磊：元宇宙的故事天天在讲，但有一点我抓不到准，元宇宙到底是消费层的东西，还是能渗透到产业的东西？你是科幻爱好者，你的看法是什么？

周炜：方向绝不只是2C，我们刚投了一家2B的工业数字孪生。所谓的元宇宙，我们2016年就开始投，一共投了10个项目，当年元宇宙这词还没出来，我们叫数字孪生。从 PokemonGO游戏开始，我们有个认定，虚拟世界和真实世界可以通过某种技术链接起来，或者叫人机交互。

真正的元宇宙时代，做产品时就要考虑数字孪生和IT的结合。举个例子，设计一台发动机，一开始就把所有设计过程和部件数字化、孪生化，如果后面出现故障，可能戴个AR眼镜就能指导你找到问题，像玩游戏一样，但凡会装宜家家具，玩乐高的人，都能在指导下完成最复杂的东西。

再往后就是向Web 3.0里介入。再举个例子，如果你是工程师，遇到一个问题，你想出解决方案并且修好了，就可以把这个方案上传到软件平台。未来有人遇到类似问题，系统会自动告诉他，这个问题有人解决过，你付1000元就能用他的方法解决。如果这套软件能做出来，可以想象，很可能会诞生出中国的数字孪生版本的“达索”，放海外也会摧枯拉朽，因为它是真正下一代的产品。

中国有很多后发优势，我很看好。只是现在扎实做事的人不多，发币太赚钱了，再好的人入了币圈都很难不被诱惑。

杨晓磊：我们今年的投中峰会上，商汤徐立提了一个概念，说未来的元宇宙时代，AI技术已经完善，可以支持元宇宙各种场景，元宇宙流通的大量内容将不是由人创造的。但我们现在看到的内容尤其经典内容，都是人写的。按照上述预测，难道不会有伦理层面的挑战吗？

周炜：这是个好问题。刘慈欣有本超短篇小说《无法共存的节日》或许可以回答。

一九五几年的苏联，加加林飞入太空，一个外星观察者假扮的基地工人向总设计师表达庆祝。工人说，其实真正值得纪念的节日你们都没有庆祝，比如细胞第一次分裂，海生动物第一次爬上陆地，而不是圣诞节什么的。

总设计师来了兴趣，问，那今天算什么节日？工人说，分娩节，人类一直是个胚胎，没有离开过地球，今天第一次离开子宫（地球），婴儿诞生了，所以是分娩节。两人对话结束以后，外星人发了一条信息给总部，说今天正式进入他们定义的分娩节。

另一个故事，二零五几年，脑机接口成功，人类可以通过脑机直接跟机器交流，主设计师很兴奋，说要庆祝，这时这个外星观察者假扮的工作人员说这也是个节日，值得命名。叫什么呢？流产节，意思是有了这个东西，人类就可以简单廉价的活在虚拟世界，满足自己一切的要求，虽然没有消亡，但也没有向外探索的必要了。

对话结束之后，外星人又发了条信息，要求删除分娩节，因为有了流产节，人类不可能离开地球去探索宇宙了，只会在“子宫”里死掉。

杨晓磊：有趣的故事。所以你的结论是？

周炜：有启发，但是有人可能悲观过度了。很简单，人类历史上，真正有强烈探索精神的开拓者有几个人？中国有张骞，西方可能会多一些，比如哥伦布。这放人口里是极小的比例，也不需要那么多人探索，所以不会因为有个元宇宙，这些人都不想探索了。

换句话说，理工科人什么特征？当一个技术已经在这了，但你不可能停止把玩的欲望，就像小孩面前放了玩具。假如伦理问题考虑过多，那么今天这一切技术都没法发展了。

杨晓磊：今天又变回科学家的时代了，技术人才越来越受到重视，这是时代积累到了出成果的时候？还是外部因素带来的？

周炜：对科学家的推崇，肯定是中国的局部特征。大国必须有大国科技策略，政策推动起了很大作用，另一方面，时机也到了。

时机很重要。我是学物理电子的，按专业背景来说，我懂芯片，但我也不认为比如二十年前是投芯片的好时机，当时整个产业链条缺失的环节比较多。移动互联网的代码可以天马行空，但科技硬件比如芯片、材料，都是实打实的“科学通货”，没有通货再怎么搞也出不来。

杨晓磊：现在到了好时机吗？

周炜：经历了20年的软件时代，现在其实硬件发展落后于软件。刚说的元宇宙，已经有在卖五维座椅配VR眼镜了，大家都在想方设法追求完美体验。但方案还远不完善，大量硬件跟不上。

硬件复兴是必然。大国策略下，芯片等硬科技底层必须成功。我的结论是，如果一个产业链条，大部分节点都是我们领先，浮现巨型企业是必然，移动互联网也是同理。我投出了京东，但也经常讲，这些巨型企业出现是必然，出在谁手上是其次，链条决定一切。

举个例子，机器人制造的大部分节点中国都领先，AI至少跟美国平行，自动驾驶技术全世界最好，几个技术结合在一起可以想象出未来所有的智能机器人，中国的机甲时代快来了。

杨晓磊：现在抢项目这么卷，机构又大量上规模，中小机构怎么抢筹码？

周炜：LP也会问这个问题。我不是巨型基金，不需要吃掉一切，拿到5%就可以。换句话说，只要投对两三个方向，基金的回报就足够好。

还有个模式我们一直坚持，同一个模式的公司，我们只投一家，不会投竞争对手。一个初创VC品牌，要在市场赢得创始人的认可，专业是一个角度，成熟的创业者最终也会知道要合作的人是谁，投资不是单纯放一笔钱进去。

杨晓磊：LP呢？他们怎么看这种策略？

周炜：我们只拿历史业绩说话。但你说得对，LP会问一样的问题，我还是会告诉他们，只要赢得局部，就能带来超额回报，不需要在全局。

没有超级案例，就不会是公认最牛的基金

杨晓磊：作为GP，当前最大的焦虑是什么？

周炜：KPCB时期，我负责的两支基金，科技投资部分虽然只有两亿美金额度，但回报都超过10倍，百倍以上项目有6个。成绩可以说无以伦比，我也非常自豪。现在最大的焦虑是，创办新基金之后，怎么再跑赢？现在肯定不算。

杨晓磊：问题是，赢的标准是什么？

周炜：至少是大家公认的，能在第一时间联想到的早期科技基金，做不到我认为就是输了。具体来说，不但每只基金都要高回报，而且要有超级案例，这才算是赢。

杨晓磊：阻碍来自哪里？

周炜：我们有明确方法论，每年投出一个独角兽，每支基金回报至少实现5倍以上，但好像在市场看来，这远远比不上多年不收获，第十年跑出一个超级独角兽。

这是VC一个特有现象：有那种明星案例在手，一定会被认定是超级牛的投资机构。只是基金业绩稳定，永远不会被认为是最牛的。

最大的问题就在这了，想被认定为超一线，你得有那个超级项目，它能持续产生磁吸效应，像一块磁石持续吸引新的优质项目。否则人家只觉得你是一个还不错的新基金，你只能靠自己不停辛苦去挖掘，这不是我想要的。所以我们始终在追求那个未来的超级项目，持续高回报加上超级项目，才能实现良性循环。

杨晓磊：团队是焦虑的原因吗？我之前问过一个机构配置，上面一群合伙人，下面没几个投资经理。我说你这不对，一般都是金字塔式。对方说，放那么多合伙人就是为了抢案子，需要什么人就直接挖。包括一些头部机构也是，挖人的pay非常高。你们怎么搭团队和培养？

周炜：投资机构有两种，金字塔是一种，另一种完全不要中间，几个有业绩的人一起做。各有利弊，选了“金字塔”就必须把规模做起来。

CCV承袭了一些KPCB的理念，专注早期，投项目希望占比10%以上，一定有董事会席位，投了项目绝不只是跟随，而是要积极参与进去，每个模式只投资一个项目，集中资源支持创业者。

团队我也倾向自己培养，carry分配要到位。每一支好基金基本是一个人贡献95%，不管这个人是小咖还是大咖，要保证做出成绩的人拿到的分配至少相当于一个重要GP能拿到的。VC做了这么多年，没有见过carry的很多。

杨晓磊：99%吧。一朋友刚从某VC离职，机构开出特别苛刻的条款，比如说三年不能加入其他VC，不然之前案子全没，想拿到carry更是没可能，除非放弃过去的经验不干了。

周炜：很多都是这样，目的可能是留人。问题是，市场那么多基金，禁止得过来吗？

杨晓磊：CCV还沿袭了KPCB哪些？

周炜：策略、打法、团队几个方面基本没有变化。2009年后，KPCB对中国的介入只在投委会投资决策层面，但日常运营包括招人我们是独立的。2010年初我开始负责基金的TMT投资，完全就是独立基金的模式，投资策略也是我们定。从结果来看，在当时非常有限的资金配置和受制于全球投委会的决策模式下，我认为已经做到那个环境下的最好，所以现在还施行一样的东西。

杨晓磊：哪些环节做了精进吗？

周炜：投资决策更高效了。以前是全球投委会，但大部分投委会成员不懂中国，也没有接触过这类项目。如果靠看文件和有限的讨论做决策，容易出现无效情况。现在我们投委都要集体去见项目，而且要把行业前三五名的公司全见一遍，横向对比。所以我们合伙人工作量很大，比一般机构累很多。

杨晓磊：有没有这种可能，方法越沉淀，越难投出大案子？过去一些超级案例，我认为纯粹是撞大运。

周炜：敢不敢冒险，和有没有系统的方法论，我认为并不互斥。我们主要投早期，大部分项目投的时候只有一个想法。之前有个项目就拿手机做个demo给我们看，我们也投了。投的时候估值才一千万美金，后来最高估值时候40亿美金，账面回报400倍，马上也要上市。

杨晓磊：团队出现分歧怎么处理？

周炜：我们有个逻辑，如果一个人不懂某个方向，但有投票权，建议他就不要过度参与决策。所谓的民主，如果每个人说话都一样重视，这是错的。出现了分歧，一般交给花时间最多、最专业的人去做判断。

但这种策略只是保底，VC从来没有苦劳，要么赚要么亏。

杨晓磊：超额回报有方法论可言吗？

周炜：一看运气，二看有没有人敢坚持。可能前面都错了，第三次对了，回报就是巨大的。我尊重这种坚持，基金要允许有人在非常自信的时候冒险，问题或许就能突破。

杨晓磊：自2017年成立至今，最大的单笔投资是多少？

周炜：数坤放了1亿多人民币，占整个人民币基金近10%。对我们来说相对大了。我们不是那种一个项目放百分之二三十资金的机构。

杨晓磊：等上市的过程中，LP会给你们施压吗？现在LP对DPI都挺焦虑的。

周炜：施压谈不上。我们人民币基金一期目前的DPI预测非常好，十月刚刚完成一个IPO，另外有三个项目即将上市。不出意外的话，光数坤一个项目就能完成一倍以上的基金回报。但确实感受得到LP期待尽快，尤其这两年。

杨晓磊：DPI做到1，用了5年时间？

周炜：对，2017年到现在，始终专注早期。

杨晓磊：CCV成立5年，评分的话你打多少？

周炜：70-75分，离我定的目标还有距离。

杨晓磊：这几个案子行业差异很大，有元宇宙还有医疗，投的时候判断方法一致吗？

周炜：大逻辑一致，但每个赛道不同。最重要的是分析赛道和模式的不同特征，再去匹配团队的不同能力，一个赛道尽可能投入足够多的人进去看透。

杨晓磊：识人的层面有共性吗？

周炜：很简单，一个好创业者应该什么样，大家心里都有数。比如最成功的创业者绝不仅仅是为赚钱，他有那种抑制不住做大事的冲动。

杨晓磊：之前听过一个类似说法，企业家要自带愤怒感。但这事也有个挑战，如果不长期跟踪，你怎么判断这个火苗还在？

周炜：这就是早期投资艺术的部分，跟对方坐这交流一小时，就要有个结论。表演一个小时的火苗也没那么容易。

杨晓磊：有句话圈里常说，做企业能做出作品，但做投资很难，你怎么看？

周炜：我也一直是这么说。VC在这个作品里的功劳太小了。这行为什么会被神化？因为不管中国早期还是美国早期，一些创新的想法没人给钱，所以才有所谓“没有伯乐，千里马就埋没”的说法。

但今天只要是个项目都能拿到钱，多少的问题。伯乐的概念不存在了，那VC的贡献到底是什么？多少有一点，但VC仍然只是驾驶员身旁的人，提醒下个岔路口左拐或者右拐。最好的VC可以做好驾驶员的导航卫星。

杨晓磊：你之前创业还挺成功，考虑过再下场吗？

周炜：考虑过，比如要不要孵化一个公司。只是做投资以后心态变了，看事情都成了战略性视角。如果能找到特别牛的团队做可以，但真要自己挽起袖子干，我想绝大部分投资人干不成。

投资人每天看新东西，有时跟创业者聊15分钟就不耐烦了，有人说投资人不尊重创业者，但有些东西投资人已经听了5年、10年，还有人一直在讲，投资人也要耐心听下去。

杨晓磊：做了这么多年，你是如何保持耐心的？

周炜：强迫自己喝茶，尤其遇到重要事项，我一般捧一杯茶跟人谈。有了泡茶过程，人就不会那么急。

杨晓磊：募资也是个精细活，给美元LP和人民币LP得讲不同的故事吧？

周炜：美元融资的特征，是同一套话你要讲100遍，人民币融资的特征，是每个LP你都要针对特征讲一个最新的的认知。

自洽，就是选一把椅子坐下

杨晓磊：KPCB当初在中国那么水土不服，你为什么还待了整整十年？我相信中间有过其他选择。

周炜：我其实辞过三次。第一年就提过，当时太波动了，北京团队就剩下我一人，连办公室都没了。第二次是京东的C轮，连着被毙掉两次。

你问为什么留下？可以说KPCB的品牌占很大成分，我前十一年创业虽然挺成功，但内心里还没达到理想的高度。我上沃顿时，没什么人知道我以前的公司，即便我参与的第一家上市公司曾经是国内特别牛的公司，但却比不过别人拿着贝恩、BCG的名片，人家马上就过来谈。

KPCB的平台能给到的资源确实太好了。在美国，每次想见谁，只要发出邀请，对方马上同意见面，而且是一对一。同事都是John Doerr，Mary Meeker，Al Gore 这种级别的人，当时中国大部分项目都是模仿美国的，我通过KPCB能看到很多国内看不到的前瞻性的东西。

杨晓磊：这十年时间，对你作为一个投资人最大塑造是什么？

周炜：影响非常深。KPCB是一家秉持正统投资理念的VC，也是一家有理想的基金。我们也希望这样，所以我们打造的团队做事风格非常正统，绝不走歪门邪道，不然肯定待不长久。但是过于过度情怀也不行。KPCB过早投资了绿色科技，这一理想化的决策太超前于时代了。但凡晚个十年，就有很高回报。

不过说实话，刚才聊天，你说看到我一些挣扎，你看得挺准的。我的挣扎在于，VC是个职业角色，作为受托人必须给LP赚钱，有carry也不至于富到可以为所欲为。但我也有一些非常想干但可能回报一般的事。很多机构在投航空航天，我也想投，但不想投只是把老技术重做一遍的公司，我想投真正有革命性的东西。

杨晓磊：你是创业者出身，把企业做到上市又卖掉，然后去了读沃顿MBA，再后来是投资人，现在又回归到投资人+创业者各一半的角色。回头来看，哪个选择你认为是最有价值的？

周炜：这个问题很有趣。无论是作为创业者还是投资人，每个阶段都会享受不同的角色，没有哪段经历是没有价值的。比如做了投资之后，我发现创业经验对于我理解公司成长有非常大的帮助。

其实我们这代人，很多决定不是自己做的。我高考报考四川的大学，只是因为父亲希望能落户回家，没什么深思熟虑。后来创业也一样，不是我做的决定，是社会帮我做的。

杨晓磊：怎么说？

周炜：大三时打网球时认识了几个创业的年轻人，很偶然就参与了他们的创业公司，设计出了中国第一代POS机。那时只要6000元一台，比进口的30000元便宜太多，公司很快占领了大量市场，实现爆炸式增长。当时我们十几个30岁不到的年轻人在外面租了个宿舍，一起吃饭喝酒做公司，我还配了个大哥大，太快乐了。

那时还是国家分配工作的年代，主流是去国营单位，各种研究所，我不喜欢那种一成不变的工作，毕业就留在这家公司，这是我人生第一个重大抉择，也是主动抉择。

第二个重要选择是卖了我创立的第二家公司，去美国念沃顿商学院。那家公司是银联的第三大大技术合作伙伴，一年利润很高，但是2005年我卖掉了，所有人都很震惊。

杨晓磊：没有别的选择吗？不后悔吗？

周炜：卖掉肯定是财务的巨大损失。换今天的见识，我可能安排个特牛的CEO帮忙看着，再想办法上市，一举两得。

但从看世界的角度来说，我不后悔。我在KPCB和沃顿看到的东西，一起工作的人，简单来说，让我可以从此不再仰视任何人。

读完沃顿后，我深知顶级商学院的好处在于，你身边这帮人将来是最牛的，跟他们一起工作你会产生一种平常心，因为你发现没有超人，也没有天才。他们的成功，一是大势，二是专注。这给了我非常强的信心，不论天分，只要够专注，就能成功。

杨晓磊：你的天分点在哪？

周炜：我没有天分，唯一的长板就是专注努力，心无旁鹜。我人生这一路，从求学到工作包括在沃顿商学院，不管哪个平台，我很快就是跑得最快的那个，没有输过。

包括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每天就想着把事情做到最好，没想太多回报的事。当然，那家公司也特别好，完全以结果论英雄。我毕业半年就当上分公司总经理，毕业三年就当上大区总经理。

有个事特逗，那时还在KPCB，有次和一位创业时期的老同事见面，见面第一句话对方就说，周炜你怎么混成这个样子了？他说当年我在公司新加入的应届毕业生中像神话一样，感觉下一轮CEO非我莫属，结果现在拎个包，每天给创业公司去投点钱？

我当时很吃惊，我在全球最有名的投资机构，他为什么这么说我？

杨晓磊：好像也挺对的，一语道出了行业本质。

周炜：哈哈哈，真是。

杨晓磊：你说不管在哪，你都能成为跑得最快的人，但凡事有两面，有时跑得太快，可能看不清方向。投资讲究时机，KPCB进中国比后来所谓的vintage year晚了两年，CCV也比VC 2.0的2015年晚了两年成立。你觉得自己在大势把握上有钝感吗？

周炜：我们投的项目很多都是“第一股”，从这点来看肯定没有。但你问有没有钝感？可能有。我做事的风格有点像郭靖，要把一套拳打扎实，而且我认同巴菲特的一个理念，创造价值是永恒的。

投资这件事，我要做的是什么？最好的时候，我们或许不是顶点，但最差的时候也能保持该有的收益。

杨晓磊：这套理念放到今天的市场环境，会不会很难自洽？投资做减法，只追求局部赢，不担心把自己路走窄了吗？

周炜：非常好的问题。什么是自洽？其实就是选把椅子坐。椅子就代表一个成型的理论，选一把跟你理念接近的椅子坐下，从此你就舒服了，身边一堆人是你的战友，你会觉得非常安全。

到目前为止，我的矛盾在于不甘心全盘接受，也不甘心随波逐流，所以没法选择一把椅子坐下。

我最大的理想是做出一支成功的基金，有多个团队，每个团队都有很牛的领导，我给他们充分空间去施展策略，只要理念一致，战略合拍，业绩优秀，我就不干涉。

杨晓磊：多策略基金，为什么？

周炜：一个组织能基业长青，必须时时刻刻有新鲜思路注入肌体。能突破重重风浪到达彼岸的，一定是一支舰队，而不是一艘船。舰队中每条船各司其职，实现总体利益最大化。所以对我而言，最终的自洽可能是我给船长们提供了什么价值，有了价值，船长才会在舰队各自管理自己的船只。我面临的是个人突破的问题。

杨晓磊：所以你并不急于找到一把椅子坐下。

周炜：很难，我的眼里没有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