宓群 × 杨晓磊:如果一件事情很有趣,那晚一点知道也没关系丨拾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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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20 12:13:05  分钟 26    阅读需  7717 字数 

“总要有人投一些绝大多数人认为成功概率很低、但一旦成功就会对社会有很大贡献的项目。”

1997年,《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版头条,文章开篇宣告“摩尔定律被打破了”,打破这项著名芯片定律的核心发明人之一,是一位在英特尔总部工作的华人。 

他笑称自己一副“后生相”,认为与其在谷歌的5年经历密切相关。在谷歌,他和一群“没有ego(自我),只喜欢做事”的人共事,于是在此后的职业生涯里,他同样在追求“心无ego”。 

在婉拒谷歌第30号员工的offer、并在之后的三年里创业失败后,他找到了一件“喜欢做且愿意一直做下去的事”,风险投资。 

事情的起点是2003年,5年间,经由他,谷歌投资了百度、大众点评、赶集网等具有中国第二波互联网浪潮象征意义的案例。2007年,他希望再次出手投一家如今的互联网巨头,却被否了。不久后,他萌生了“真正入行”的念头。 

他叫宓群,2008年加入光速,担任全球合伙人,2011年创办光速中国,作为早期投资方投过国民皆知的拼多多,投出过除光速中国之外没有一家美元基金投资的隐形冠军中际旭创,被投企业小鱼在家被百度收购,成为小度在家。 

更多的还是像中际旭创这般的to B科技公司,这里面有“混合云第一股”青云科技;估值超过130亿元的禾赛科技;还有对自闭症治疗有重点突破的优脑银河,为了投这个项目,宓群动用了“银弹”——光速中国内部每人每支基金拥有1次银弹机会,可以投在投决会没有过的项目。

主要原因是一句定语很长的话,“总要有人投一些绝大多数人认为成功概率很低、但一旦成功就会对社会有很大贡献的项目。”

最近,光速中国完成了9.2亿美金新一期基金募资,也是他们至今募资规模最大的一期。这里面故事很多,有趣的疑问也很多,我们为此和宓群见了两次,聊了很久,聊得很慢,他不着急,我们也不着急,他说,“如果一件事情很有趣,那晚一点知道也没关系”。

主持人:杨晓磊,投中信息CEO,学习积极份子,投资圈隐形KOL

嘉宾:宓群,光速中国创始合伙人,爱看各种艰深行业论文的硬核投资人 

为什么是9.2,不是10或者12?

杨晓磊:光速中国新基金超募到了9.2亿美元。这个有零有整的规模怎么定的?为什么不是10亿美元或者12亿美元?

宓群:规模还是要克制的,不能跨越性太大。

VC最核心的是人,我把光速中国看成一家创业公司,有10年历史的创业公司。归零很重要,如果你总是想着以前投出了点评、拼多多,你是不会有未来的。 

我们重点布局的硬科技和绿色科技,这些都要求投资人对行业非常懂。既懂技术,又懂投资的人才市场上少之又少。我们现在有6位合伙人,都是这一类人。如果我们有更多合伙人,规模可以再扩大一些,但目前还是要克制。 

杨晓磊:比起上一期,规模还是从6亿多美元增长到9亿多,你说在克制,但克制得不太明显。 

宓群:团队加入了两位新的合伙人,能力允许我们把盘子做得大一点,所以取了一个折中,9亿多美金,不到10亿。12亿也是能做到的,所以说保持了一定的克制。 

杨晓磊:新基金的投资阶段是怎么设定的? 

宓群:刚刚完成募资的是一支早期基金加一支成长期基金,两个阶段各一半;之后还会有一个后期基金。目前我们已经有一支后期基金了,单笔最高投资1亿美元。

杨晓磊:你单个案例的投资上限挺高的,这也要求基金够大。

宓群:对,所以这一期基金,后面还会有后期基金的资金进来,全部加起来肯定超过12亿美金了。 

杨晓磊:你押注最多的是哪个案例? 

宓群:禾赛科技,押了1.4亿美金。 

杨晓磊:最开始你就这个案例这么有决心吗? 

宓群:没有。投的时候还是有风险的,我在全世界这条赛道里挑最好的公司(禾赛),第一笔投了1200万美金,下一轮融资很多机构看不清,不敢投,我们又放了2000多万美元领投,LP跟我们一起再投了2000万美元,共计给它带了4000多万美金,把基础打实了。后来,我们又用后期基金投了1亿美金。这也反映了光速的风格:早期投资优秀的团队、大赛道,后面继续加持,帮助企业走向全球市场。

杨晓磊:禾赛科技之前,你投资额最大的是什么案子? 

宓群:来也科技,也投了四五千万美金。

杨晓磊:中间差1亿美金。 

宓群:对,差的就是后期基金这一笔。 

杨晓磊:你给自己制定的单一项目押注最大额度是多少? 

宓群:这倒没有。 

杨晓磊:没有? 

宓群:没有,现在没有设限。以前没有后期基金,最多像来也这样投到4000-5000万美元,现在钱袋子比以前深了,我们可以投得更多。 

要招人,但人多嘴杂 

杨晓磊:募了这么多钱,你的招人压力一下子就大了。 

宓群:要招。不过我希望组织形式是倒金字塔,能独当一面的人更多一些。为什么?我们的核心是投早期。早期投得好不是靠“人多”,是要靠“人强”,人多观点多,但也人多嘴杂,有时反而不容易抓住最核心的东西。

只要投到好公司的早期,即使到C轮的时候大家都去抢额度,我们依然可以拿到足够的额度。早期投得好,就不会出现好案子额度抢不到的情况。 

杨晓磊:所以你需要的那类人,画像是什么?

宓群:我们需要有判断力,对行业非常懂,同时也敢于冒风险的人。投资要看很多综合的因素,这是最困难的地方。把这些人都找好了,下面的团队反而不用担心。年轻人可以慢慢培养起来,也都有机会。

杨晓磊:我经常听到一句话,对企业家来说,企业往往能成为作品,而投资人似乎很难出作品,投资人在人家的企业里始终是小股东。而一家投资机构能够变成一家企业吗?看起来这是非常难的事。 

宓群:是的。对我来说,我早年做企业不算成功,但我非常幸运,为什么呢?因为做投资恰好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件事,实际上我做投资以后,才意识到(喜欢投资)这件事。创业往往就做一件事,可能成,也可能不成,但是投资可以帮助很多人去成功,你参与的永远是最先进、前沿的事物。 

你可以依据自己的背景,投互联网,投硬科技,也可以投绿色科技,做喜欢并且擅长的事情。 

杨晓磊:所以你没有“做企业”的执念。 

宓群:我觉得没有。我们是一家小企业,一家创业公司,人不多,但大家又都是很优秀的人,遇到这种工作是很幸运的。

杨晓磊:我懂。之所以跟你谈企业,是因为之前和同行交流,人们会觉得光速中国更代表宓群的意志,看起来没有那么“机构化”。 

宓群: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经过这些年的积累和观察,我们要以“一家创业公司”的视角去看问题,有一些关键的战略、决策、配置、人,一些不容易做的决定,要有人能够去承担。 

我从骨子里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合伙人,现在我们有6位合伙人,长期来讲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机构化一定是需要的。

但我必须适应变化,要像创业公司CEO一样做战略决策,但同时还要有一个合伙人机制,一起做投资决策,在经济上有足够的回报和分享,大家都有动力去做。 

杨晓磊:有些大基金有很强的IR团队,有一个很强的组织在推动工作往前走,但我觉得这是一个标签问题,AUM到上千亿规模的时候,没有这样的组织,就上不了那个台阶,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事。但是我一直没明白的是,你为什么不把“这个事”变成“那个事”? 

宓群:我觉得你讲的有道理。我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比如我们最近在招法务负责人,以前用各个外部的律师可能就够了,但现在觉得需要招,我们没有IR,现在也在招人民币IR,这些工作我觉得都要做,我现在的重心就是在招聘。

我也有一个挑战,如果真成了纯粹的管理者、CEO,就会和第一线脱节,这是危险的。所以回答你的问题,我觉得VC永远不可能做得“太大”,我们现在招的人,招聘前合伙人们都会面试,确保招聘的人都是不太需要管理的,大家都很聪明,很勤奋,能相互配合。 

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

考虑战略、配人,调动团队积极性,把团队战斗力发挥到极致;

同时也要走在最前面,永远能看得到第一线;

还要照顾好家庭。

避免成为先烈 

杨晓磊:人们常说“投资太早变先烈”。光速设立后期基金,是不是为了降低成为“先烈”的概率? 

宓群:我认为避免成为先烈,最重要的是判断大势。 

我就做过先烈。拒绝谷歌后我创业做了一个云服务项目,那时候亚马逊的云服务都还未问世,自己搭云服务。当时成本很高,不像现在基础设施完善,用多少量就花多少钱,所以钱烧得很厉害,那是“真正的先烈”。 

我有过这种痛苦,伤疤在那儿。所以,我们会先判断大趋势,确定一个时点,争取在起势之前先投进去,我们入场的时间在行业拐点之前。这是建立在我们对行业的深刻理解之上,可能是最理想的情况。 

杨晓磊:这太难实现了。 

宓群:是的,这样的机会很难抓到,所以稍微早一点也可以。 

行业的变化不是任何人能够完全掌控的,但是大方向不会变。如果一家公司,别人都看不清楚的时候你就认定他是最好的公司,因为种种原因一时半会还没有起来,我们就用成长期基金再投他一轮。等到拐点来了,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杨晓磊:从这个角度看,你们面对很多早期项目也没那么克制了。比如禾赛,就是一路不克制地投,而且跑出来了。 

宓群:优脑银河也有点类似。这个项目我们内部争议非常大,投决会没有通过,担心项目成功的概率不高,但我们有银弹机制,我用了我的银弹,投资了1000万美元。 

这个项目的诊疗方式和传统的医药疗法不一样,很跨界。他们运用硬科技,通过核磁共振测脑部血氧信号,然后做降噪计算,对大脑的200多个功能区做分析,看哪一部分受损,再通过磁刺激的方法精准治疗。我自己本科学物理,做芯片,对这些东西有一定的理解和认知。脑的疾病是最难治的,因为大脑有一个屏障,总是把它保护得非常好,使得一般分子进不去,传统分子药很难精准触及。 

杨晓磊:你用银弹的理由,是认为它潜在回报非常高。

宓群:不止。我觉得这个项目如果做成了,会对社会有意义、有突破性的贡献。通过我们的能力选出这样的项目,在它最需要的时候支持它,这个过程非常有成就感。 

杨晓磊:你很喜欢投增量,这算是很old school的VC理念,投点评和拼多多的时间点,也是在增量市场里投的。 

宓群:点评和拼多多这两个都是很早投的,是很有成就感。当然其他的案例也有很多,比如来也科技是从天使轮开始投的,禾赛科技是他们开始做激光雷达以后的第一轮投的——前面一轮融资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做激光雷达。

禾赛的创始人很强,很有学习精神,我花了很多精力去帮助他们,包括飞到国外帮公司打专利官司。陪着公司走过来,现在做到世界第一,这是最有成就感的。

杨晓磊:禾赛、优脑银河完全是你的风格:跨界、增量。

宓群:但早年行业内像我们这样做的还不多,比如中际旭创。这家公司已经创业板上市四年多了,目前几百亿市值。大家都知道,北交所要扶持专精特新企业。中际旭创不光是专精特新,它的市场很专,规模特别大,所以能到几百亿市值。 

一般人可能没听过这家公司,但行业里的人都知道。八年前公司还很小,它现在是云数据中心光电细分领域里的全球绝对龙头。这个项目没有一家美元基金参与投资,只有我们投了。用现在的观点来看,他属于专精特新里面的巨人。这个项目是我们八年前投的,在硬科技领域,这也是我们的一个代表项目。 

杨晓磊:投早期的VC机构有它的历史使命,帮助创业者完成早期资金的补给之后,功成身退。但禾赛,你们一直从早期投到后期,很多顶级机构投也投不进去,这样做是为了赚得更多回报?

宓群:我们的成长基金一半是投我们portfolio里面的早期公司,还没跑出来的公司我们会继续加注,或者在新一轮融资时别的投资人还没有看懂也不愿意投的情况下,我们会再投一轮,这对创业公司帮助很大。 

另外一半是投我们A、B轮时错过了的公司。如果我们觉得标的公司已经属于行业龙头,后面很有潜力,我们也会投进去。 

后期投资则是另外的考虑。现在中国的这些创新公司已经做到了一个程度,不仅要做中国第一,还要走向世界,禾赛和中际旭创都是很好的例子。我们早期投他们的时候,都还是很小的公司,随着我们不断的资金和资源支持,公司都成为了全球市场第一。 

杨晓磊:你有没有觉得北京和上海的VC气质差别很大?北京VC挺凶猛的,所有人都在抢,抢案子,抢人,上海VC这么多年观察下来,普遍感觉比较温和。你觉得这是城市文化特征吗? 

宓群:好问题。我在北京住了7年,因为雾霾搬到上海。有一点原因,我觉得北京的基金历史更长,比如IDG最早就是在北京,大基金组织架构大,人员多,所以内部也有自我淘汰的机制。上海相对来讲VC历史短一点,另外,大家也普遍认为上海的生活更舒服一点,北京呢,交通拥堵很厉害,人很拼,冬天特别冷,所以我觉得稍微有一点你说的这个城市文化的原因,生活环境可能也会影响心态。 

杨晓磊:我原来和几家上海的VC管理人聊,他们都会说比较擅长投B轮,就是在赛道中跑出来排名之后再出手,光速也是这样吗? 

宓群:我们更多还是投A轮。 

杨晓磊:B轮不太经济? 

宓群:实际上是的。现在的B轮其实和A轮的风险区别不大,大家抢得凶,A轮投不到,B轮价格马上就上来了。当然,好公司你在B轮能够进去也不错,尽管估值可能翻倍了,如果是1亿美金以内,还是可以投进去的。而且从策略上说,你不但要投到好的公司,还要拿到足够多的股份。

杨晓磊:这一点上北京和上海的VC有没有差异?是不是北京的VC对额度的争夺更积极?

宓群:也不是。我们经常是那种看准了就毫不犹豫的,比如上周五下午五点,我和另外两个合伙人与CEO坐在一起,聊了一个多小时就决定投了,然后周一上会,马上签协议。因为功课都提前做了,我们现在投的不少案子都能拿到20%的持股。 

杨晓磊:20%是一次投的额度,还是长期目标。 

宓群:理想情况是一次20%,比如我们投的前晨汽车,创始人黄晨东博士是做新能源汽车出身的,之前在蔚来汽车,离开后创业选择了商用新能源车,先推了两款新能源轻卡,这个公司我们在公司刚成立时A轮投了1000万美金,占20%。现在一年不到,车已经进入市场销售了,发展得不错,B轮也已经做完了,目前2亿美金估值。

杨晓磊:你会每一轮都继续追加,追求更高的持股吗? 

宓群:不一定追求更高,但希望能保持20%。 

杨晓磊:投错和错过,哪一个对你影响比较大? 

宓群:肯定是错过。 

杨晓磊:为什么? 

宓群:芒格讲过一句话我蛮认同的,他说,你一辈子有十个最大的投资机会,能否成功取决于你是不是比别人有更多的准备,你有准备,就可以重注,而不是把筹码分散到100个机会里去。机会可能只有十个,但重注得到的回报绝对是远远超出其他机会的。 

杨晓磊:这种机会你遇到过了吗? 

宓群:拼多多、美团点评,都是赚10亿美金以上的,头条我错过了,希望禾赛是下一个。

决定走得更远的关键

杨晓磊:你曾经拒绝过谷歌的offer,也错过了成为谷歌“第30号员工”的机会,后来又回去了,是因为后悔了?

宓群:主要还是机缘。1999年谷歌在一个车库里成立——那个时期硅谷很多传奇的公司都是在车库里成立的,恰好那个车库房子的主人叫苏珊·沃西基(Susan Wojcicki),是我英特尔团队里的同事,现在是YouTube的CEO。她当时加入了谷歌,成为第16号员工。 

那时我已经在英特尔做了7年,做芯片设计、EDA,还有市场。谷歌给我offer的时候,我正琢磨着要创业——受硅谷的影响。 

跟谷歌两位创始人谈的时候,我们围着一张乒乓球桌坐,我问起他们,公司的商业模式是什么,他们说,我们也不知道,可能是企业搜索,完全不是今天的搜索广告。 

杨晓磊:一个商业模式是什么都还不知道的公司,开的Offer很好吗? 

宓群:当时也觉得不好,现在看其实挺好。他们告诉我,谷歌未来会是一个价值60亿美金的大公司,我心想“听起来不太靠谱”,最终还是选择创业去了。 

杨晓磊:几年后你又改了主意? 

宓群: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有次一起吃饭,他们问我,公司做得怎么样,我说收入300万美金。他们又问了一句,一天300万美金吗?我心想“这家伙又在信口开河了”。(笑) 

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了,整个市场变化很大。我太太毕业去了雅虎,当时雅虎刚刚上市,股票从15元一直涨到200元,又一路跌到了不到10元。谷歌创始人跟我讲,谷歌的业务发展非常好,收入数据惊人。我就想,同样都是创业公司,为什么别人做得这么好?当时有点后悔第一次拒绝了他们,最后决定还是去看看。不过那已经是2003年的事情了。 

杨晓磊:在谷歌工作有意思吗?

宓群:是一个挺宝贵的经历。谷歌的员工在美国都是顶尖的人才,大家都没有ego,就是单纯喜欢这件事。我们组建的中国团队非常高质量,比如黄峥,他是个与众不同的人。 

2003年的时候,谷歌的中文搜索做得并不好,而且没有一个工程师是专职做中文搜索的。我们2004年就成立了一个6个人的团队——这些人后来发展得都不错。黄峥当时是做工程研发的,但经常会来帮忙,还会问我产品怎么设计。他是一个很好学、很谦虚的人,后来他也是最早离开谷歌去创业的人之一。 

在谷歌的经历,让我看到高质量的人在一起工作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也能看到最前沿的东西,让我相信,你真的可以想象未来,然后组织力量,去实现那个未来的愿景。某种程度上讲,当时我们是走在世界最前沿的,不在行业核心位置上,很难看到这样的可能性。 

杨晓磊:一直“走在世界前沿”不会令人很焦虑吗?比如,当有新事物出现的时候,你没有第一个发现,而是听别人讲的,可能就会觉得自己跑慢了。 

宓群:我不太会为这种事焦虑。如果这件事很有意思,那晚一点知道也没有关系。我认为,最重要的始终是成长性思维,而最核心的就是,相信自己有不断成长的潜力,保持学习、好奇的心态。 

读书的时候,考试有排名,你永远在跟别人比较,但是这个动力是不够强的。最强的动力还是好奇心,是发自内心的喜欢。也许我的提高每天只有0.1%,这也没有关系,只要我在不断地提高就好了。 

杨晓磊:但是很多人无法独善其身,容易受到环境影响。 

宓群:会的。但我认为,这也是能不能走得更远的关键。 

如果都是靠比、内卷,情绪很容易受影响,动作也变形。世界这么大,为什么非要排出个名次呢?我学过物理、电子工程等很多东西,最重要的是快速学习的能力和思辨能力。现在很多人缺少思辨能力,靠别人说的、或者投行报告,就信以为真了。实际上,真实世界是什么样子,需要自己去探索。 

杨晓磊:光速招人也这么苛刻吗? 

宓群:我们非常看重这些点,尤其是成长性思维。比如面试时,你给他一些负面反馈,看看他的反应。很多人下意识的反应是要解释,要辩解,想体现出自己好的地方。但是厉害的人有成长性思维,他会反思,愿意听反馈。

杨晓磊:错过张一鸣,你是怎么反思的?

宓群:当时头条B轮,张一鸣来跟我聊,聊了一个小时。我当时想的是,媒体行业还是比较传统,移动互联网当然有机会,但是做个性化的新闻,如果互联网媒体巨头入局,技术上似乎没有太多壁垒。 

我最遗憾的是,当时我没有感受到张一鸣有这么强的能力。因为他福建人,说话多少带着点口音,聊天不是很顺畅;我也没去跟SIG的王琼、龚挺他们聊——他们是最早投张一鸣的。总之,因为种种因素我没有真正了解张一鸣,他的许多过人之处我没能看到,所以才在B轮错过了他。

回过头看,我觉得张一鸣是个战略思考深度非常深的人,当时没有这种感觉,也没有跟他多聊,这个判断是失误的。

杨晓磊:拥有成长型思维能抗衰老吗? 

宓群:我现在头发比以前少了些,白头发也比以前多了一些(笑),但我觉得年轻更是一种心态:保持好奇心,认同所做之事的价值,是非常开心的事情。我曾经开玩笑说谷歌这帮人看起来都比真实年龄要年轻,就是因为这个。 

这些人都非常好奇,能力很强,但又没什么ego(自我)。喜欢做事,愿意帮助别人,这种人看起来是更“后生相”的。 

杨晓磊:现在让你不克制地畅想,你觉得未来十年哪些赛道会成为大势所趋?

宓群:绿色科技一定是未来10年以上的机会——全球性的机会。这个领域对科技,特别是硬科技的需求是非常大的。在一个增量市场里,我们会去想哪些是最有价值的、也是最难做的环节,再去找到这样的团队,和他们一起成长。 

比如我们投的蓝晶微生物,通过它的数字化原生平台,生成了许多合成生物管线,再通过生物合成方式生产出可全降解的塑料。目前,可降解塑料技术还是欧美控制的,中国还没有真正完全做出来。但是蓝晶用的合成生物方式,未来有非常大的前景。创始人本科学生物工程,博士学物理,也是跨学科背景,很对我们的路子。

跨学科的创新肯定有风险,但我们觉得一旦支持他做成,对社会的贡献就会相当大。

杨晓磊:跨学科,需要极强的专业知识,这些知识不会是你本来就知道的吧? 

宓群:当然不是,我天生喜欢瞎折腾,很爱看各种行业论文,比如前阵子我看了一篇很有突破性的,关于核聚变的论文,之后也就在找相关的项目。 

杨晓磊:很多管理者已经不太有时间跑一线了,我知道你还在自己投,你不想“退居幕后”。

宓群:我大概一天见1—2个创业者,但我会提前筛选。通常情况下,优秀的人不会轻易给你介绍他认识的人,如果是我认可的人介绍的创业者,我肯定会见的。早期投资需要有第一线的感觉。

杨晓磊:时间管理很重要,我有时候遇到一些老板很暴躁,就想他肯定是昨天没有睡好。

宓群:对。而且我觉得没有睡好,对判断是有影响的。我现在尽量保证8小时睡眠,昨天晚上看《突围》,刹不住,就睡了7个小时不到。但还是会提醒自己,最重要的是这一天里,做对最重要的1-2个决定。


网站编辑: 郭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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