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继续读稿子，标题我已经打在海报封面上了，全称是《从哲学到权力：彼得·蒂尔、吉迪万斯和美国右翼对勒内·吉拉尔的滥用》。作者叫保罗·莱斯利，是蒂尔在斯坦福时期的校友，和他一样也师从过吉拉尔，现在也是一位哲学学者。

上回我们讲过，蒂尔当年在斯坦福大学学过两个专业：本科读的是哲学，后来博士读的是法学。他的这位校友大概和他一样，也有哲学专业背景，只不过保罗·莱斯利可能是走了学术道路。蒂尔后来则变成了一个兼具资本家、政治人物和学者色彩的混合型人物。我们上一期讲到，保罗·莱斯利等于是在揭发蒂尔，认为他是在滥用吉拉尔，或者说异化吉拉尔。

我一再说，这种情况在思想史里其实并不奇怪，很多思想家都会遭遇片面继承和异化解读。比如苏联后来对马克思的继承就是如此。其实马克思在世时，就已经对当时欧洲一些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解方式有意见。他大意上说过，你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并不准确；甚至有那句很有名的话——“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更不用说后来从列宁到斯大林，和马克思本人的距离已经非常远了。

所以现在说蒂尔对吉拉尔的使用，也属于这种不太靠谱的继承方式，所以我们来读文章，并不仅仅是想揭发他异化吉拉尔，而是要进一步厘清，蒂尔的价值观念究竟是在继承发扬前人遗产，还是在以个人利益出发做诡辩。

上一期我们讲到，保罗·莱斯利的意思是：你不要总说自己是吉拉尔的继承者，因为真正深刻影响你的，未必是吉拉尔本人。真正影响他的是汉密尔顿·凯利。哈默顿·凯利是当年在学校里组织读书会的校园牧师。作者的意思是，这个人其实有点把吉拉尔当作论战对象：他推动那些讨论活动，是为了和吉拉尔对话，思想上对吉拉尔是带有对抗性的。所以保罗·莱斯利的判断是，如果彼得·蒂尔一直强调当年的读书小组对自己影响很大，那真正更深地影响了他的人，其实是哈默顿·凯利，而不是吉拉尔。也就是说，你的思想源头未必是那位大师，更可能是这个在边上和他争论的人。上一期大概就聊到这里。

放几个takeaway：

1.蒂尔相较于其他硅谷混子的优点在于价值理性；

2.价值理性能让人保持稳定的世界观；

3.蒂尔这种人爱谈真理，注定搞不了政治；

4.世俗成功者往往对由狭隘欲望驱动的赚钱感到满意，但在思想家那里，这东西的价值约等于打俄罗斯方块。

01

接下来进入“施特劳斯时刻”。

我之前说过，我们前面做了十几期直播，其实一直都在讨论这篇《施特劳斯时刻》，因为我们认为那篇文章很有价值，所以拆得非常细。读完那篇论文以后，可以说我们对蒂尔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扎实的基础认识。现在保罗·莱斯利在分析、评价蒂尔时，同样看重这篇文章，认为它确实能代表蒂尔思想观念的基础。我接着念正文：“自上世纪90年代末首次获得经济成功以来，蒂尔一直游走在双重身份之间。一方面，他是一位职业资本家；另一方面，他是一位知识分子，一位带引号的——“铁杆的、不折不扣的”吉拉尔主义者，致力于模仿理论和其宏大思想的研究。此后的20多年里，蒂尔的财富和知名度稳步提升。在无数次座谈会和采访中，他始终彬彬有礼、深思熟虑，就各种话题侃侃而谈，坦诚而慷慨地分享自己的观点，尽管有时并非完全透明。

这段大意是，保罗·莱斯利认为蒂尔确实有一重学者或知识分子的身份，不只是职业资本家。在过去二三十年、尤其是在他取得经济成功之后，对外呈现出来的整体形象也不差：通常是彬彬有礼、深思熟虑、能言善谈，虽然有时不完全透明，但总体评价是正面的。

接着文章说，蒂尔身上有一种难以捉摸的气质。内特·西尔弗在采访他最近一本书之后，也有类似描述。文中还提到埃兹拉·克莱因在《边缘》一书里讲到的一次早年采访。

我查了一下，那是2014年的一次访谈。当时克莱因问了蒂尔一个很庸俗、也很常规的问题：你今天的成功和财富积累，有多大程度是靠运气？通常面对这种问题，如果一个人想表现得谦逊一点，都会先说“很大程度靠运气”。尤其放到今天，绝大多数企业家或投资人，恐怕都会这么回答：没有运气就不可能有成功，运气之外我再告诉你我做了什么。

但蒂尔不是这么答的。面对这个问题，他讲了大概30分钟。他用一整套观念来回答这个问题，意思是：我的成功不是来自运气，而是来自一整套复杂的策略和思维系统，是被构建出来的。他并不承认成功主要依赖偶然性。你当然可以说，这是一种右派比较常见的思维方式：认为历史是由人主动搭建出来的。这个观点我个人并不认同，我还是更认可马克思的说法，即社会实践更重要。

我记得以前听过王德峰的课程，他举过改革开放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去看社会变化时，不会把某个个人的作用夸得大。人的能动性当然重要，但它是在既有实践基础上起作用的。比如当年的改革开放，并不是邓公凭空在脑中设计出一整套蓝图，而是在那个时候，所谓“投机倒把”、私有经营和市场活动已经冒头了，有人开始挣钱，形成了某种市场基础。你面对的是一个现实：社会主义制度要不要接纳这些新出现的经济实践？如果不接纳，就可以把这些人抓起来，定性为投机倒把罪，继续坚持计划经济和国有体制；但如果接纳，那就是承认社会实践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了，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做制度：社会主义是包含商品经济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关键不在于有人从头构想了历史，而在于实践先走到了那里，在位置上的人再据此做出判断和推动。

而蒂尔，包括很多西方自由主义者，甚至前些年不少国内企业家和商人话语权较强的时候，普遍会更倾向于另一种看法：历史是由人、尤其是由精英、由掌握社会权力的人推动的，不是社会实践自然生成后再被承认的。他们会认为，世界的方向和发展是由少数能人、精英、掌权者设计和推动出来的。这是典型的右派观念。

我不认同这些右派的看法，但不认同归不认同，蒂尔这么想是有原因的。

和很多别的企业家或投资人相比，他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从始至终都这么看。比如如果你在2014年问一些我们熟悉的投资人或企业家类似的问题，他们中很多人当时可能也会强调人的构建能力、能动性和精英作用；但如果你今天再去问，我相信大部分人的说法会变，他们会承认自己没什么了不起，只是赶上了一个大趋势、大浪潮，有了运气，才可能挣钱、成功、做成事情。可蒂尔不一样。按照我对他近些年演讲和发言的观察，我认为他今天仍然会坚持当年的看法：成功是自己一点一点构建出来的，未来社会也仍然要靠人的构想、靠精英的设计，而不是先承认一个客观实践过程，再由关键位置上的人顺势做判断。

我觉得这里还可以多说一点。蒂尔和一般投资人最大的不同，可能恰恰在于他受过哲学和法学训练，而这两种训练帮助他解决了一个核心问题：价值理性。所谓价值理性，就是用理性去思辨价值，去追问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而且这个“对错”不是狭义资本主义环境里的“挣钱就是对，不挣钱就是错”，而是放在更长的历史尺度里，从观念史和思想史的角度去思考。现代社会当然普遍相信理性、相信科学，但问题在于，尤其是中国人，往往只相信工具理性，不太相信价值理性。在我的理解里，价值理性是向内的，是你要不断问自己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工具理性则是向外的，是用一整套方法、技术、制度和手段去解决外部世界的问题，比如企业管理、技术创新、资本运作、登月、挣钱，这些都属于工具理性。它解决的是“怎么做”；而价值理性要回答的是“该不该做”“什么是对的”。

我觉得中国人的一个问题——某种程度上也和体制有关——在于很多人会认为，是非对错不是由自己来判断的，而是上面告诉你的，所以自己不需要操这个心。

我认为这种理解错的，至少从世界观来看是错的，现代社会承认个人权利，保护个人财产，那么个人就有建设价值观的义务。为什么我工作二十年、到了四十多岁，反而越来越想谈价值理性？其实我自己也在想这个问题。为什么即便我想提倡价值理性，在投中网的内容中也很难把它作为内容主轴去贯彻。因为这不只是个人意愿、觉悟的问题，它和你所在机构的市场角色、商业模式、以及整个社会的接受度都有关系。你如果总谈一些别人不看的东西，一个商业机构就很难生存。所以我能做的更多只是提倡，而不可能任性地完全围绕它展开。

但从常识上说，一个正常人的世界观，本来应该建立在价值观之上：先培养对于是非对错的判断，再在这个基础上使用工具理性，尽量沿着正确的路径去挣钱、履行社会职责、实现社会价值。照理说，一个人应该早早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然后放开手去做就行了。

可现实局势并不是这样。我活到四十岁，反而觉得价值理性不谈不行。到了今天，你会发现，不只是我们，整个现代社会和资本主义发展了这么多年，在价值理性问题上一直都是混沌的。我先不把话题扯远，但我的意思是：直到今天，包括我自己、包括我们身边很多人，其实在这个层面上依然没有解决，大家越来越分不清是非对错了。

蒂尔在我看来最特殊的地方在于，他先确立了自己的价值理性，然后又花了很长时间去反复思辨。有了价值理性打底，你再去运用工具理性也好，去挣钱也好，去做别的事情也好，这个人就会是一以贯之的。只要价值观稳定，他对很多事情的判断就不会有大的变化。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他2014年的访谈，他会说自己的成功是自己干出来的，不靠运气。换句话说，就是把他放在任何时代，他都觉得自己也能赢。这既是他对自己的看法，也是他对社会、对世界的看法。前提就在于，他的价值观念没有变化，也就是说，他已经通过实践形成了一套稳定的价值观念。

可以看到，这个人从一开始就是右派。读大学的时候，他就在批评左派搞的政治正确，看不上那一套。他1989年本科毕业，从那时算起到现在，已经三四十年了。可这三四十年里，无论是政治主张、思维观念、商业思维，还是他对整个世界的看法，基本线索没有变。这就是他和很多人的不同之处。比如可以理解他看不上硅谷的很多人：很多企业家随大流，这几年也明显从左向右转。

包括很多人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渺小，意识到世界趋势和时代浪潮的重要性，因此变得没那么相信自己了。但蒂尔并不是因为“右派就相信自己”，而是因为他有一套稳定的价值理性，这套价值理性为他带来了稳定的价值观念和价值系统。有了这套系统，他的世界观就不会有大的掉头转向。他不会觉得自己挣钱靠的是运气、趋势之类的因素，而会认为这就是自己能力的结果。

02

前面的闲聊先到这里，我们接着念稿子。在我看来，2004年那次会议，以及蒂尔在会上发表的题为《施特劳斯时刻》的论文，为我们揭开了这层伪装。这里说的2004年那次会议，其实就是蒂尔主办的，《施特劳斯时刻》也是在那个会上发表的。当时这场会，某种程度上是借吉拉尔的名义把大家聚到一起。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得以窥见蒂尔真实的一面。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蒂尔当时都表现得坦率。即使到了20年后的今天，他的这篇论文，以及那次会议本身，包括其筹备过程和资助方，可能仍然是最清晰展示他为自己设设想的学术与政治抱负的材料。对于任何好奇吉拉尔这位学生如何思考的人来说，这篇2004年的论文都是宝贵的材料。

“它不仅揭示了蒂尔如何深信马基雅维利式的暴力观、某种与生俱来的冷酷无情，以及带有加尔文主义色彩的原罪观最能描述人性，也揭示了他如何试图把这些观念和一种被扁平化了的模仿理论结合起来，从而构造出一幅未来图景。同时，它还暴露出，他在说明自己如何把对现实的认知转化为政治乃至军事行动时，是多么轻率、漫不经心。”

刚才这段话可以回溯一下。

首先，作者谈的还是我们上一期提到的内容：在作者看来，蒂尔的思想系统，是由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加尔文主义等这一整套偏向性恶论的思想资源构成的。我们上回把它概括为一种“西方法家”式的思维系统，也就是蒂尔思想体系的基础。这里其实还有一点值得说。蒂尔多少解释过自己的宗教信仰系统，但他肯定不会认为自己是加尔文主义者。只是从作者的角度看，他身上的这种倾向明显。

蒂尔其实是在一个福音派基督徒家庭里长大的。但在美国，福音派现在已经高度政治化了。比如共和党这边的万斯，就必须拼命去贴近福音派，因为那是他们的铁杆票仓。可是蒂尔不一样，他骨子里是个自认独立、又看不上职业政治家的人。他很早就觉得，福音派搞的那一套世俗政治利益交换，根本就不是真正的信仰，所以他很早就和这个圈子切割了。

那他怎么定义自己呢？他发明了一个概念，叫“小写 o 的正统基督徒”。在基督教里面，如果大写首字母 O，指的是东正教；而蒂尔说的小写 o，指的是 Orthodox 这个词原本的意思，也就是“正统”。他的意思是：我谁也不认，我不属于你们任何一个具体的教派，不管你是天主教、新教还是东正教，我都不加入。但我自己，才是最纯粹、最正统的基督徒。

作者说蒂尔是加尔文主义者。但如果你去问蒂尔本人，他不会承认。他这个人自负，不肯顺从地成为任何一个既定体制里的一员。他不会去当共和党的干将，也不会因为出身福音派家庭就顺着那个系统说话。他自封为“小写 o”，其实就是想把对真理的最终解释权握在自己手里。你可以说他在坚持真理，也可以说他只相信自己，认为只有自己才掌握了真理。

但这种性格，注定了他绝对搞不好世俗政治，包括我一再地说他和马斯克在政治上十分幼稚。政治的是什么？是划分朋友和敌人，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敌人的朋友是敌人，你要把“自己和谁站在一起”搞得明明白白。

可蒂尔的姿态是：我跟你们所有人都不站在一起，你们都是错的。这种极端的孤立和清高，让他没办法在政治联盟里玩下去，也没办法用政治手段做社会改革。

那为什么作者还是觉得他有加尔文主义色彩呢？大概是他和加尔文派一样，都信“原罪”。蒂尔觉得人性本恶，人类靠自己是管不好自己的。既然人性充满缺陷，民主和协商就解决不了问题，社会就必须被管束起来。所以，他的逻辑终点非常黑色：他从一个反抗传统教会的独立自由人，最终走向了崇尚法家治理、甚至崇尚独裁和集权的强权政治。

彼得·蒂尔自封为“小写 o 的正统基督徒”。这个定位宣告了他与所有具体教派的决裂。他不服从任何既定体系，认为自己才掌握了基督教最纯粹的正统。这种姿态使他坚定地站在罗马教皇的对立面，同时也并未归属于东正教。

03

继续读稿子。

“正是这种不妥协的性格，让他在思维和行动上展现出惊人的攻击性。二零零四年，蒂尔在卖掉 PayPal 赚到巨额财富后，自资在斯坦福大学举办了一场名为“政治与末世”的闭门会议。在这场会议上，他发表了那篇长达二十五页、引发巨大争议的论文《施特劳斯时刻》。当时距离九一一事件过去仅有三年，蒂尔在文中清晰地将伊斯兰世界视作西方的文明敌人，认为双方的冲突无法调和，西方必须挺身而出捍卫自身价值观。他的这种激进表态，甚至让他的导师兼读书会组织者汉密尔顿·凯利感到担忧，并在会议导言中公开提醒蒂尔，告诫他收敛那种随时准备发动宗教圣战的极端倾向。

在这篇文献里，蒂尔对启蒙运动以来的自由主义思想进行了清算。他认为，自由主义所崇尚的理性主义、个人权利和经济至上，在面对由强烈宗教信念驱动的对手时，显得过于软弱。九一一事件暴露了自由主义世界观的根本缺陷：那种对和平谈判的信念、对宽容的执念，无法理解政治中固有的暴力暗流与冲突本质。面对不讲道理且仇视西方的对手，自由主义者所谓的教养和理性毫无用处。因此，蒂尔援引政治思想家卡尔·施密特的观点，主张西方必须放弃天真的假设，采取强硬的现实主义政治方法来克服自身的软弱。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蒂尔写下这篇宛如基督教政治家檄文的学术论文时，正处于个人商业成就的巅峰期。他不仅完成了 PayPal 的套现，还是 Facebook 的早期投资人，管理着数亿美元的对冲基金。一位新晋亿万富翁，不惜花费大量精力去引用奥古斯丁、列奥·施特劳斯，批判约翰·洛克，痛骂霍布斯是懦夫，甚至用自己的对冲基金资助出版会议论文集，这背后隐藏着他作为成功商人和严肃知识分子之间的深刻挣扎。

这种挣扎源于他对自身现实成就的失望。蒂尔最初对 PayPal 的设想是一种全球性、去中心化的新型货币，旨在将人类从政府发行的货币体系中解放出来；但最终，它仅仅沦为 eBay 购物体系的附属品，依然依附于传统银行。他同样看不起硅谷对社交媒体等渐进式技术的沉迷，他那句著名的基金口号：我们想要的是飞行汽车，结果得到的却是一百四十个字符。——就是这种情绪的写照。

他敏锐地察觉到 Facebook 会大获成功，但他也清楚，这个平台的底层驱动力正是他的精神导师勒内·吉拉尔所说的“消遣”——人们为了逃避人生真正的困境，在网络上寻找无数方式分散注意力。蒂尔作为把这些娱乐渠道推向市场的人，其行为在吉拉尔的模仿理论中，只意味着他在进行一种更高层次的消遣。

蒂尔极具竞争心，他本人就是吉拉尔笔下被模仿欲望深深困扰、驱使的超强模仿者。他渴望知识，渴望政治权力，试图将模仿理论应用到现实威胁中，以此追求地位与优越感。十年后，他在万斯法学院课堂上的诸多说辞，依然延续了这种对竞争的执念。

吉拉尔曾指出，几乎没有人能真正意识到自身的不足，即便像科学研究这样崇高的活动，如果理不清真正的驱动力，也只是一种欲望的消遣。在投资圈，许多人将挣钱、发财、掌握权力的欲望直接当成社会进步的真理，当成人生追求的终极目标。但在吉拉尔和真正的智者看来，这种想法恰恰是无知的。被欲望驱使着去获取世俗的地位与财富，和在网络上刷社交媒体没有本质区别。满足这些欲望并不是什么高尚的人类进步理念，它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消遣。”

这一段很好，我谈谈我的看法。

现代人非常认同技术遗产，我们接受前人留下的电力与科技成果，却往往忽视人文与思想的财富。许多人将自己视作横空出世的个体，试图从零开始活一遍。相比于智慧，现代人更追求“聪明”——也就是知道在什么节点做什么事从而获得世俗成功。这种被欲望驱使的社会生活，在吉拉尔看来和刷社交媒体没有本质区别，都只是消遣，并不具备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严肃意义。然而，世俗成功者往往对这种由狭隘欲望驱动的折腾感到满意，甚至自认问心无愧。

“彼得·蒂尔并非单纯耽溺于这种消遣。他将注意力从硅谷转向知识分子和现实政治，确实带有解决真实世界难题的真诚抱负。他在模仿性欲望的课题上对自己要求很高，不愿意去赚平庸的快钱。他明知自己作为“富有的意识形态家”存在认知盲点，却依然选择在许多事没有想透的情况下坚定地付诸行动。在蒂尔看来，危机的迫在眉睫证明了果断行动的必要性。”

我认为，这种明明没有看清未来却急不可耐做出强烈主张的姿态，恰恰是科技右翼的缺陷。并且读到这里，我进一步看懂了，蒂尔这种急迫的性格，并非源于步入中老年（快60岁）对永生的焦虑。这里作者说，早在二零零四年他三十多岁时，面对尚未准备充分、甚至未曾论证清楚的伦理、社会与战争议题，他就已经展现出了这种急切。

所以今天来看，他对社会权力的追求和用思想改造社会的实践，才是迫切、急切的源头。

我总说，这种“先颠覆、再重建”的做派完美契合了硅谷的风险投资逻辑。在商业领域，这种冒险精神是允许的，失败的代价无非是资金的损失。然而，当蒂尔把这种“颠覆式创新”的商业逻辑直接搬进政治、伦理、人工智能和超人类主义领域时，其本质就变成了硅谷特有的“非意识形态化的意识形态”。在尚未想透政治与战争后果的前提下，就强烈主张激进的社会方向，在商业上或许是美德，在社会和治理层面则是胡闹。

“蒂尔的哲学背景在风险投资界显得尤为独特。他在斯坦福获得哲学学士学位，长期研究模仿理论，使他成为该圈子里少数具有思想深度的人。在九一一事件之后，他重新研读了历史理论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列奥·施特劳斯以及德国法学家卡尔·施密特的著作。这些研究进一步加深了他对纯粹商业的鄙夷。正如施密特对商业的冷酷定义：商业，不过是实现某种可悲或无意义目标的高效手段。”

这里写得很好。现代人非常认同技术遗产，对吧，我们接受前人留下的电力与科技成果，电灯我们是愿意继承的，但人们往往忽视人文与思想的社会财富。好多人将自己视作横空出世的个体，试图从零开始活一遍。相比于智慧，现代人更追求“聪明”——也就是知道在什么节点做什么事从而获得世俗成功。

我前几年就有一种感受：现代人在工作、职业里，写稿子赚流量也好，做投资赚钱也好，都是一种“打游戏”的自我满足。包括以前他们时兴的那个“无限游戏”的说法——背后都是欲望驱动的，认为社会生活没什么严肃的，玩得高兴最重要。

这种被欲望驱使的社会生活，在吉拉尔看来和刷社交媒体、打俄罗斯方块没有本质区别，都只是消遣，并不具备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严肃意义。然而，世俗成功者往往出于野心采取行动，并在赚了钱，获取了权力后对自己非常满意，误以为欲望和自我满足就是人生的终极目标与真理。

彼得·蒂尔并非单纯耽溺于这种消遣。他将注意力从硅谷转向知识分子和现实政治，确实带有解决真实世界难题的真诚抱负。他在模仿性欲望的课题上对自己要求很高，不愿意去赚平庸的快钱。他明知自己作为“富有的意识形态家”存在认知盲点，却依然选择在许多事没有想透的情况下坚定地付诸行动。在蒂尔看来，危机的迫在眉睫证明了库采取果断行动的必要性。

列奥·施特劳斯、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卡尔·施密特，这些思想家共同构成了蒂尔反思资本主义与现代性的思想底色。施密特对商业的定义极为冷酷，认为商业不过是实现某种可悲或无意义目标的高效工具。

这里跟前边吉拉尔的观点正好能呼应起来。透露出思想家对资本主义地基的怀疑。或者说，在吉拉尔他们看来，商业游戏获取的财富成功，和我们这些废柴躺在床上刷微博、Facebook是一码事，都是欲望满足而已。这绝不是现代性意义上的社会进步。

包括蒂尔的论文也讲过另一个层面：资本主义是洛克悬置了理性和宗教冲突这个人性的根本矛盾才建立起来的。今天看，如果资本的地基就是空的，它的基础是0，那么资本主义制度之内的所有1-100的建设，还有任何确凿的意义吗？ 

“二零零三年时期的蒂尔，开着奥迪穿梭于会议与密集阅读之间，正处在哲学学士向日后在共和党大会为特朗普站台演讲的过渡阶段。吉拉尔将这种状态描述为现代世界中个人地位的模糊性强加给人的、尚未实现的妄自尊大。蒂尔始终在理智与行动的张力中穿梭。正如他后来所说，人类必须回到理智和理性作为核心价值，但绝不能只停留在内心，还要在现实世界中采取行动。”

好，我们今天就读到这一段结束。

有人在弹幕里发：世界的演进是否只能由个体的自私和对死亡的焦虑来被迫推动。

你这个说法很达尔文，现在也很流行，但我想问：你是完全忽视高尚的价值吗？人类的一切进步都是从消极的角落来的？

刚才这一段其实就在谈你所讲的问题。在施密特和吉拉尔眼中，挣钱和商业成功对社会的真正进步价值有限，商业资本主义的成功不过是在零的基础上的数字叠加，很多人赚钱的心态就是欲望满足，这和打游戏没有本质区别，甚至是一码事。

蒂尔与硅谷这些庸碌之辈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拥有价值理性。然而，他的问题在于其价值观缺乏在实践中修正的弹性。一个人的价值观和判断是非对错的能力，应该随着世界的反馈在长达一生的时间里不断演进与修正。蒂尔拥有一条一以贯之的价值观线索，但他试图用过去形成的固定标准去强行套用人类的未来，比如在AI异化人类的风险之下推动科技封建主义。

这是因为他自认掌握了终极的是非标准，要求人类按照他预设的方向前进，这本质上是一种拿整个人类世界福祉去越权买单的危险冒险。这是我不能认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