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互联网社交语境中，网友常将短剧及其衍生出的一整套内容生态称为“短国”，与之相对的是更成熟、规则更清晰的“内娱”。

长期以来，“短国”被默认为是一个有着另一套运行方式的异世界：剧情可以离谱到失真、逻辑塌陷也无伤大雅——所有荒诞，均可消解于一句“短国真是太无法无天了”的调侃中。这句戏谑，既是吐槽，也代表了一种容忍。

但最近，这种默认的宽容正在失效。

日前，短剧抄袭事件密集发酵：杨紫尚未开播的新剧《家业》被短剧像素级复刻；泰剧《为你钟情》也被短剧从BGM抄到分镜头；而在“短国”内部，头部厂牌听花岛的多部作品同样成为被复制的对象，被指控抄袭的是短剧出海的头部平台ReelShort 。

“在这个行业，大家都在抄来抄去。”不少短剧行业的从业者对「定焦One」无奈表示。对短剧而言，抄袭早已不是偶发行为，融梗、缝合、套模板甚至是被默许的行业常态。

过去几年，短剧用惊人的扩张速度，跑出了一个几乎比肩长视频的市场规模，但在这种极速扩张中，问题也被同步放大：当内容生产依赖效率和回本速度时，原创的边界被不断挤压，抄袭既源于“快生产、快变现”的商业逻辑，但也正在反过来侵蚀这个行业的内容基础。

是继续用“复制”换速度，还是为原创付出成本？

“短国”，是时候回答这个问题了。

一部短剧，是怎样被复制的？

编剧李贝然刷到杨紫新剧《家业》被抄袭的新闻时，没想到同样的剧情也会在她身上上演。

她和朋友合伙经营着一家剧本工作室，长期为多家短剧公司供稿，有时候也会承担“剧本医生”的角色，帮忙修改一些短剧剧本。就在她刷到新闻的那天晚上，一位相熟的制片人发来一个剧本，请她帮忙“调整调整”。

但她越看越不对劲——“这不就是我们自己的稿子吗？”

她将两个文档并排打开：只有男女主名字被替换了，配角名字都没改，情节推进、对白设计，几乎通篇一致。

这个剧本的版权，早已被一家制作公司买断，项目也已经完成拍摄，只等上线。李贝然很快排除了几个可能的泄露渠道：制作公司没有动机，工作室内部也不存在外流。唯一的漏洞，出现在拍摄环节——剧组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曾拿到完整的电子剧本。

她多次追问那位制片人朋友剧本来源，对方始终含糊其辞，只说“被人骗了”。所幸，在她的强硬态度下，对方同意换稿。

这并不是她第一次遭遇类似情况。

更早之前，一位导演朋友了解到她近期完成了一个剧本，主动索要，声称“看看能不能给点建议”。一周多后，对方发来一个故事提纲，请她帮忙扩写。她很快发现，这正是自己剧本的核心故事。她跑去质问，对方并不避讳：“反正最后写完了也还是你们的，我只是先用一下。”

如此之多荒谬的故事频繁发生，源自于行业薄弱的版权意识。“大家都在抄，甚至某些编剧工作室也在互相抄。”李贝然对「定焦One」说到。

一比一复刻还算容易被发现，真正难以界定的是大量介于“借鉴”和“抄袭”之间的内容——拆解、融梗、缝合。而后者已经成为了短剧行业极为常见的生产方式。比如说，A剧的男主人设、B剧的女主背景，加上C剧的核心情节，可以被拆解重组为一部新剧D。

导演赵鸣远告诉「定焦One」，他拿到手的很多剧本都是这样的“缝合怪”。

他透露，在一些公司，抄袭、融梗已经被拆解为一套可执行的流程：同时召集五到十名编剧，每人负责五到十集，用极短时间拼出完整文本。单个编剧的月薪，可能只有三千元左右。

现在，这条路径还在被进一步压缩，“因为用AI扒稿更方便了”。

在拍摄现场，一些AI痕迹明显的剧本经常让赵鸣远头疼。有的剧本上一句还是“哥，你来了”，下一句就变成了“姐，你来了”。

他还拍过一个悬疑剧，一个重要道具是一幅画，剧本中反复提到，“我画完这幅画，我的冤屈就能明了”。但看完整个剧本，他都没明白这幅画到底画了什么，怎么指向的线索，去问编剧，对方说“随便画吧”。

短剧“速生速死”，抄袭被当作“效率工具”

如果只从“版权意识薄弱”或“从业者投机”去理解短剧抄袭，很容易陷入道德评判，却无法解释一个更现实的问题：为什么在大量从业者清楚这是灰色地带的前提下，它依然被反复选择？

答案藏在短剧的商业模式里。

短剧行业信奉一套极致高效的运行法则，一部短剧从拍摄、上线到回收成本，最快只需数周。李贝然将其形容为“快时尚模式”，用尽可能低的成本快速试错，由数据决定去留，速生速死。

她和赵鸣远的种种荒诞经历，只是短剧体系高速运转下的日常切面。因为，在“快时尚”的生产模式下，原创反而成为了一种低性价比的行为。

通常来说，一部原创短剧从筹备到拍摄完成，需要2个月左右，仅剧本往往就需要数月打磨，这意味着更高的人力成本、更长的开发周期，以及更大的不确定性；而高度模仿、融梗的项目，一周内就能完成剧本，三到五天拍完，最快一周上线。对许多公司而言，二者并不在同一条竞争曲线上。

根据第一财经报道，一部中等体量的原创短剧，综合成本约在50万至80万元之间；而抄袭或高度模仿的项目，成本最低可以被压缩到15万至24万元。

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公司并不愿意在前期开发阶段投入过多资源。李贝然对「定焦One」直言，原创意味着时间成本，也意味着风险敞口——一旦项目失败，前期投入几乎无法回收。

一位头部短剧公司的员工告诉「定焦One」，不少团队本就没有内容制作经验，只是想进来赚快钱，才选择抄袭路径。结果往往是，钱没赚到，甚至纯赔本。

赵鸣远补充，很多公司一年能生产两三百部短剧，只要极少数命中，就能覆盖整体风险。在这种模型下，单个项目的质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数量与命中率。原创产能跟不上，抄袭就成了“最省事”的补位方案。而平台与算法，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效率导向。

在杭州某微短剧大会上，一位制片人曾抛出一组惊人数据：“过去一年有5000多名总裁被轮流下药，3000多女主精准走错酒店房间，2000多千金上演团圆戏码”。

这些情节反复出现，并不是创作者缺乏想象力，而是因为这些元素在转化率层面被反复证明“有效”。短剧高度依赖信息流投放，通过算法快速筛选并触达目标用户，而算法天然偏好已经被市场验证过的题材、爽点和叙事结构。

李贝然将短剧类比为网文行业的演化路径：

早期的晋江文学城，依赖读者主动选择；而后来的番茄、七猫，则通过买量与精准推送，让内容围绕转化率进行设计。题材并非全新，只是被不断拆解、重组，以更高效地触达目标人群。

更关键的是，短剧并非典型的To C内容市场。制作公司真正面对的不是观众，而是平台。平台是否收剧、给多少流量、容忍怎样的制作方式，直接决定了生产端的选择。

赵鸣远指出，如果有平台愿意用极低价格批量收购短剧，自然会有人选择压低成本、走粗制滥造的路线；而当平台明确只收精品内容，生产端的行为也会随之改变。

在这种环境中，抄袭并不只是创作者的选择，而是被效率、算法和平台规则共同放大的结果。

这套体系之下，维权也并不容易。

举证难、周期长、赔偿低，使得一部短剧的维权成本，往往高于其制作成本。爆款的热度周期只有数周，而一场官司动辄半年起步。对抄袭方而言，收益早已兑现；对原创者来说，维权反而成为高成本、低回报的行为。

有媒体报道，某出海短剧平台高层曾表示，“随便抄，扑了的没人管，爆了也不怕，把钱都赚完了下架”。

当内容生产追求速度，平台采购强调转化，而风险成本又被持续压低，抄袭自然会被不断复用。

但问题是，这套机制真的还能长期运转下去吗？

当快钱逻辑松动，短剧向何处去？

变化，确实已经出现。

首先变化的是观众。

不少从业者都在今年的公开场合表示，用户口味和审美变了，开始反感传统短剧套路。更重要的是，这种变化的速度，远快于行业的反应。

当观众对套路失去耐心，平台也开始重新计算“快钱逻辑”的性价比。

过去几年，短剧平台更关心的是产量和转化效率，只要情绪爽点成立，粗糙并不是问题。但现在，越来越多平台开始提高准入门槛。

赵鸣远告诉「定焦One」，现在抄袭的稿件、质量不高的稿件很容易被平台退回，抄袭剧一旦被发现，也会马上被下架。

今年8月，红果在飞书后台的编剧群中发布通知，明确表示将严厉打击剧本抄袭行为。通知中提到，平台近期发现部分剧本存在直接复制粘贴、洗稿、创意抄袭、融梗等问题，一经查实，将全面清空成绩、永久终止合作，并依据合同追究赔偿责任。

更为重要的是，愿意用低价格收短剧的平台已经所剩无几。

过去，有不少平台愿意用几万元的低价收剧。制作方通过极度压缩制作成本，依靠规模化生产仍能获利。这类作品往往不追求制作美感，只服务于最直接的情绪刺激。据赵鸣远了解，目前行业内仍愿意低价收购此类短剧的平台，几乎只剩下一家电商平台。

这些信号意味着，复制不再是安全选项。但这并不等同于，短剧行业会自然走向“全面精品化”。

首先，平台的激励是否具备持续性，仍是未知数。

精品化意味着更高成本、更长周期和更大的不确定性。如果平台补贴力度下降，或将资源转向其他内容形态，制作公司是否还能承受这种转型压力，仍需观察。

其次，行业本身仍高度依赖“快生产”的结构。

即便平台提高门槛，短剧依然是一门追求效率的生意。制作周期短、回本快的优势并未消失，这意味着复制与模仿始终存在诱惑。只要生产节奏不发生根本变化，抄袭就难以被彻底清除。

李贝然认为，随着平台对抄袭行为的打击加严，短期内，短剧行业的抄袭现象可能会有所收敛；但从长期来看，抄袭、洗稿并不会彻底消失。

更现实的是，人才和能力的断层。

过去几年，大量从业者在低门槛、快回报的环境中进入行业；而精品化需要的是系统性的创作能力、制作经验和审美判断。赵鸣远发现，随着低价短剧空间收缩，已经有不少此前活跃的从业者接不到活儿，被迫离场。

洗牌正在发生，但结果需要更长的时间检验。

有头部公司已经选择押注精品与创新。听花岛负责人曾对媒体表示，希望每个月至少有一半以上是“超级精品”。“创新，让我有安全感。”她这样总结。

但对目前绝大多数制作公司而言，安全感仍然来自效率。

“短国”是否真的愿意为原创付出成本，答案并不取决于口号，而取决于平台、资本与创作者之间，是否会形成一套新的、足以对抗快钱诱惑的稳定机制。

在那之前，复制的时代或许会放慢，但不会立刻结束。

*文中李贝然和赵鸣远皆为化名。